僵持：全国的非典

最初一两天，人们陷入恐慌。

毕竟一夜之间，SARS病例增加了这么多，而且死了那么多人，这病毒是怎么回事还搞不清楚就已来势汹汹，自己躲得过去吗？这个国家躲得过去吗？

抢购，在当天就出现了，但值得记住的是，抢购仅仅持续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就退却了。因为总攻号一响，媒体全部行动起来，各种信息透明而迅速，抢购的人们回家一看电视：山东的菜在运往北京，河北的菜在运往北京，各级领导都表态，物质准备充分，绝不涨价，老百姓将信将疑，又去抢，抢回来看，各地物资援助的新闻持续存在，再去一看，物价还没涨，于是，抢购风转眼即逝。

显然，信息透明是有助于恐慌消失的。

不过，街上的人越来越少，很多单位陆续放假，中小学停课，平日的北京，拥堵严重，出行效率低下，而这时候，街上见不到几辆车，甚至大白天，在没什么车的街上快速开过，都会有一种恐慌感。以前大片里看到的恐怖场景，成了生活中真实无比的背景，以至于开始怀念北京的堵车时光。

作为媒体，我们不仅无法休息，反而到了最忙的时刻。我和我们栏目组成为央视“SARS直播”的负责团队，伴随着新闻频道在5月1日的开播，SARS直播日日坚持，全国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一二把手，都通过我们的直播表达了 “抗非典”的决心和举措。人们也快速地接受了新闻频道，因为什么样的频道宣传手段，也不如需求来得更直接和更具体，这个时候的公众，在恐慌中更是对透明和快速的信息格外渴求。正是在这种媒体与受众快速而透明的互动中，人们了解了疫情防范的要点，家家户户打响了防SARS的局部战争。

一方面我是主持人，要主持相关节目；另一方面，我是制片人，要保证《时空连线》、《新闻会客厅》与《中国周刊》的播出与推出；同时，还要平抚好同事们的心理。

每天下午四点，直播最新疫情，每天新增百位以上的确诊病例，大家的内心也恐慌，于是后来，我拿个本，让大家分析，看谁的选择最靠近准确的数字，以这种带游戏色彩的方式来缓解大家的紧张感；同时，在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天天最早到，一天也没戴过口罩，我要让身边的兄弟姐妹看到一种乐观的信心，虽然回到家里，自己也会担心与忧虑。

2003年5月1日那天晚上，在刚开播的新闻频道里，《新闻会客厅》第一次播出，在我们的办公室，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开播仪式。我让同事写了四个大字：生于忧患。

是的，没有哪一个栏目没有哪一个频道事先想到会是在这样的日子里诞生；然而，街上没有几个人几辆车，恰恰说明人们在家中等待着媒体去做媒体该做好的事情。越是忧患，越该是媒体成长的时候，而如果在忧患的时候，媒体也沉默，那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所以，生于忧患是一种无奈，却也正是媒体的天职。

当时的中央电视台自身也是危机四伏，人员流动大，二楼新闻播出区无法停顿哪怕一分钟，再加上我们《东方时空》的一位记者刘洪波已经因感染SARS住院治疗，更加让人担心。如果我们内部疫情发生，如何隔离？播出不许中断，播音区内如何工作？人员尤其播音员们都倒下了，怎么办？

有一天，我碰到新闻中心主任李挺，跟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了一句：放心，我已做好了播《新闻联播》的准备。我们俩都没笑，其实，谁都知道：如果真到了最坏的局面，这种情况不是不会出现。

连续的工作，让我们越来越没有时间恐慌或担心，这时候的媒体，尽管平日里还经常被人骂，现在却被老百姓发自内心地尊重并需要着，而媒体人也真对得起这段日子里难得的环境自由，他们哪儿有需要去哪儿哪儿有新闻去哪儿，虽然危险，却也真正找到了一种作为媒体人的尊严和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