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董的悲剧

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中,统治者的地位,是在人神之间的。《左传》中记师旷说:“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这就是说,统治者的身份是承上启下的。就因为这种承上启下,所以要“忠于民而信于神”(《左传》季梁的话)。如果做不好,就“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左传》曹刿的话)。闹到最后,就“弃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左传》刘定公的话)。这样的统治者就要垮台了。

不怕“人怨”怕“天怒”

但是,对统治者而言,所谓“神怒民叛”,他怕的是前者而非后者。民的“叛”,是很难的。一叛就即惩治叛乱条例一下,所谓叛,就不成其叛了,最后就只好化为“怨”而已。于是“神怒民叛”,就演变为“天怒人怨”了。

但是,“人怨”是小事,“天怒”又怎么办呢?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公元前662年),“有神降于莘”,《国语》中记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明神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国之将亡,其君贪冒辟邪,淫佚荒怠。……民神怨痛,无所依怀。故神亦往焉,观其苛慝,而降之祸。

这就是说,当统治者无道的时候,作为神的,就不再施福了,而要跑去看热闹,然后降祸了。神的降祸,可以使统治者垮台。这种“天怒”比“人怨”厉害得多了,统治者自然不得不小生怕怕了。

灾异

表现“天怒”的解释,到了汉朝人手里,变得细腻起来了,就是所谓“灾异说”。董仲舒是这种思想的掌门人,他说:

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曰:“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入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这是说天是很仁慈的,它不立刻惩罚人,而是先警告一下;警告无效,再吓唬一下;吓唬无效,“其殃咎乃至”。天惩罚人是分梯次进行的,是给人缓冲时间的。

天人相感

从因果观点看,灾异的来源,是恶性循环的,这叫“天人相感”。董仲舒说: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湿;均薪施火,去湿就燥。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非独阴阳之气可以类进退也。虽不祥祸福所从生,亦由是也。无非己先起之,而物以类应之而动者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董仲舒是绝对尊重统治者的。他明说“以人〔民〕随君〔主〕,以君随天”;明说“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但是怎么“屈君”呢?“屈君”的力量,只有来自天。统治者无道,是“天夺之”的,天又怎么“夺”之呢?

如此制衡

后来研究思想史的人,都犯了一个错误,以为董仲舒强调灾异、强调天人相感的目的,是向专制帝王制造“精神威胁”“把权源纳入正轨”。认为董仲舒抬出天来制造制衡,其实这是给古人戴高帽了。对一个满脑“罢黜”什么、“独尊”什么的专断论者,对一个满口“以人〔民〕随君”“屈民而伸君”的拍马大王的人,我们是不能这样溢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