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们这样的女孩（第2/3页）

有趣的是，我们同时找到的下一本书刚好也是女性系列的。《像我们这样的女孩》，作者是记者希拉·韦勒，全书记录了创作女歌手卡罗儿·金、琼尼·米歇尔、卡莉·西蒙的人生。我从没听说过母亲是她们中任何一人的粉丝，不过我想她应该喜欢她们三个，而且我还记得以前在收音机播放《你有一个好友》和《从上看从下看》时，她跟着音乐哼哼的情景。而且我确定我妹妹听过几千遍卡莉·西蒙和詹姆士·泰勒唱的《知更鸟》，那也是母亲喜欢的歌之一。这些女歌手跟母亲处于不同年代，至少年轻十岁，出生于二战末期而不是经历过二战时代的人。但母亲对她们，就像对与她共事过的年轻女同事一样，投注了慷慨的大姐姐般的情感。

母亲觉得自己这代人与下一代女性之间有特殊的隔阂，因为她们享有前所未有的机会和选择，而母亲那代人从未有过轻而易举获得的任何权利。韦勒描写了这一代女性共有的“伤害、愤怒、更高的自我认识，以及更高的期待，束缚了上一代妇女人生的东西，不再能够束缚她们，她们不愿像以前一样被排挤在人生机遇之外。”母亲是第一代开始谋求新生活的女性——她已婚，有子女并且有事业。她说自己已经太过忙碌，无法停下来想一想有过怎样的期盼，或者有没有过期盼。

“我想到过去。”她告诉我，“想起我在布里尔利念书时的女校长，她太棒了，就是她告诉我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她总是说，姑娘们，你们可以有丈夫、有家庭、有事业，你们可以兼顾一切。你们三个还小的时候，我总是尽量参加你们所有的学校活动，为你们准备义卖的东西、照顾你们和你爸爸、做晚饭、整理家务，还有其他所有的事，我真的精疲力竭，但每次想起学生时代校长说的那些话，就又咬紧牙关撑下去了。多年后在一次校友会上，我告诉校长我真的应付了所有的一切——丈夫、事业、三个孩子，但总觉得疲惫不堪，甚至精疲力尽。她说：“哎，亲爱的，我是不是忘了说，你可以拥有一切，但是，你需要很多帮助！”

母亲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向她求助的年轻女性，也告诉她们，帮助有很多种形式：一个大家庭、夫妻间有一个人待在家里、请朋友帮忙，除此以外，如果负担得起，还可以请人整理家务。

她也告诉后辈，她对于自己的事业或者家庭生活都没有遗憾，那些对此有遗憾的朋友是因为她们没能努力做到一切，往往全身投入婚姻，最后却劳燕分飞，或只专注于事业，却在上了年纪后被事业抛弃。

2009年4月7日，星期二，我和母亲又坐在了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的候诊室里，读书会又如期举行了。母亲双脚浮肿，我问她是不是很疼。

“不会。”她说，“不疼。就是不太舒服。”

有两个原因让她不太舒服，首先是塞伊（母亲最小的孙子）的四岁生日，另外就是今天会确认母亲的情况是否符合实验治疗的资格。

被叫进奥赖利医生办公室之前，我问母亲是否记得《全家福》里的那个谜语。“当然记得。”母亲说，“我认为那个小故事改变了许多人的观念，哪怕是那些自以为思想先进的人，也会在冥思苦想答案后幡然醒悟，他们已经毫无疑问地先行确定：医生一定是个男人。”

我想着《像我们这样的女孩》中的女性，还有跟我同时代的女性和她们的女儿，便问母亲：“你想过女性的一切会变得与你那个时代如此不同吗？”

“当然想过。”她说，“你看看六七十年代大学里那些杰出的年轻女性，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她们。那是个激动人心的年代，有许许多多的讨论、聚会，还有书。但我觉得现在的人们恐怕理解不了当时的危险。我认为女性应该有很多选择的机会，她们有能力做她们想做的事情，留在家里抚养孩子和开拓自己的事业都是有意义的决定。只是我不是很赞同高学历的人窝在家里。社会给你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你在竞争激烈的大学里占据过一席之地，就应该善用你所接受过的教育去帮助别人。我知道很多人不赞同我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