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的代价（第3/4页）

朋友问的第二个问题会让我注意到语调有些不同，尤其当他们的父母中有人刚死于癌症的时候，就像我们在看同一本书，有人速度快，早早就看完了，而我刚看到一半，那句“你过得怎么样？”的真实含义是“我大概了解你现在的感受。”

母亲还没有死，我不该表现得太悲伤，好像她要不久于人世似的。母亲不是第一个要死的人，我也不是第一个要失去母亲的人，就好像我们在看同样的书，但我们中有人赶在了其他人之前：他们可能已经看到了结尾，而我仍然身在书中的某个部分。一句“你怎么样了？”真实含义是“我想我应该了解你现在的感受。”

然而大多数时候，当朋友问我对母亲生病的感受时，我总是觉得不自然和尴尬，立即转变话题，即使只是一些单纯的问候。还有就是，只要碰到某个人快死了这个话题，人们的态度都会很奇怪，好像即将死亡的人只该在医院或私下说起，而且没人愿意详细深究。

过度依赖母亲在过去的校园里还被视为一件耻辱。现在可能不像我小时候那么严重了，但依然存在。我认识的大多数男人都承认自己喜欢看父子言归于好的书，像提姆·拉瑟特的《父亲教我的事》、杰弗利·沃尔夫的《骗子公爵》、派特·康洛伊的《伟大的桑蒂尼》等。但如果这些男人喜欢詹姆斯·麦克布莱德的《水的颜色》或J.R.莫林格的《温柔酒吧》，会略感尴尬。也许谈起《水的颜色》会说这是一本关于种族的书，谈起《温柔酒吧》会说它是对酒吧生活乐趣的描写，但这两本书实际上讲的是母子之间强烈而深刻的感情。坦率地说，两本书的主题都被认为有点同性恋的味道，应该归于科尔姆·托宾或安德烈·霍勒伦的作品。这个观念可能也是让我谈论悲伤之情时感到不舒服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倾向于回答：“是的，我会跟家人一起过节；总的来说，母亲非常好；我也很好。”

2008年的圣诞前夜，母亲带着所有的孩子们去了教堂（他们都来到纽约过节），最小的那个坐在圣坛台前的地板上，满脸惊恐地听着牧师讲着圣诞故事。感谢上帝，没有一个孩子在中途傻笑。哥哥和南茜准备了圣诞晚餐，像往年一样，甜点也是自制的英式葡萄布丁。一百多年来，母亲家的所有女性每年聚在一起，严格按照家传的手写菜谱一起来制作圣诞布丁，母亲已经参加过六十几次了，今年也不例外，但她做了一点小变化：所有的男士也被邀请进来了。她希望自己的儿孙都能参加这个活动，如果小男孩都能参加，那么男人也应该可以。

新年夜比圣诞夜要安静一些，我们在父母家早早地举行了庆祝，还吃了一大桶母亲的学生（现在是母亲的朋友）寄来的鱼子酱，这个学生从伊朗来哈佛读书的时候住在我们家。母亲总是告诉学生们，她会在高中和大学期间好好照顾他们，等他们长大后，不需要什么物质感谢，只要买东西给她吃就可以了。学生们不仅仅好好照做，还寄给母亲无数的卡片和各式各样的礼物，整间公寓都被塞满了。

新年夜前夕，母亲说起自己能在确诊后奇迹般地挨到第二个新年，她感到很幸运也很感激。然后母亲说了我从未听她说过的话：

“我不在之后，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人悲伤。但我希望你们能够互相照应，如果我听说你们中有任何人吵架，我会非常生气。如果有任何人捣乱的话，我会从坟墓里爬出来教训他。”

像往常一样，母亲送出去许多圣诞礼物，有送给医生、护士和医院工作人员的缅甸难民做的袋子；她和父亲一起送给我一套名牌古董玻璃杯，让我装我最爱的威士忌。节日结束后，我坐下来给母亲写感谢信，虽然不像小时候被教育的那样在圣诞节的下午写，但也没隔很久。我发现这比之前的感谢信都要难以下笔。我想要感谢他们的太多，远远不止玻璃杯而已，那封信越写越长，无法收尾。我打了很多草稿，越看越觉得是写给母亲的悼词。母亲已经清楚地说过，她还活着，没有死去，不管还剩下多少时日，都不要用哀悼的心情来过。可我还有多少机会能够感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