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第2/3页）

母亲一直跟南茜·哈奇·杜普利保持着联系，不断打听大卫的消息。但所有人都认为，保持低调，什么都不说，才是救回大卫最好的方法，所以她不能透露给别人这件事。杜普利通过一些渠道得知，以塔利班的绑架记录来看，大卫的状况还算可以，但无论采取何种活动都需要耗费漫长的时间。现在母亲已经不说大卫的名字了，只把他称为“我们的年轻朋友”，她也提醒我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杜普利无比确信大卫一定能回得来，但也告诉母亲，整个地区的情况每天都在急转直下。她曾在白沙瓦停留过很长时间，那里被她称作“绑架之都”，不到万不得已，她绝对不会出门。

杜普利的乐观为母亲带来了许多希望，现在她每隔几个小时就会查收一下邮件，看看是否有大卫的消息。她每天都为大卫祈祷，在每周上教堂做礼拜的时候也会说起他，并让教堂里所有的人一起为大卫祈祷，不过不说他的全名，只说“大卫”。奥巴马的选举让母亲费了大半年的心思，而现在，大卫被绑架了。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两件事在母亲心中占据了同等重要的地位。母亲和大卫并非彼此熟识，也没有认识很长时间，但对母亲而言，大卫是她新结交的一位忠诚的朋友，她觉得所有老派记者都是如此，他们是一股能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的重要力量。

我不太记得感恩节的晚餐了，但我记得在晚餐之前，母亲告诉我，她与父亲去看了教堂里的骨灰安置所，想看看以后自己的骨灰会放在哪儿。我记得那天很冷，很久以来母亲第一次为了食物而兴奋，尽管主要是为了剩菜。她告诉我她打算用火鸡骨架熬汤，再加入豌豆、蘑菇和奶油，最后放入火鸡肉。

晚饭期间她看起来精神很好，但我也记得有那么几次她出现了疲态。她脸上的光彩消失了，她要费好大力才能不让沉重的眼皮合上。然后，突然间地，好像有谁扳动了开关，她脸上的神采又回来了，双眼睁大，也有力气了。原本她已经撑不下去了，却能在一瞬间恢复正常，微笑也还是那么迷人。

感恩节后，母亲的身边围绕着比以往更多的亲人和朋友，大家几乎都以她为中心。在她生病的初期，她有时会想要一个人待着，而现在，她根本没有独处的机会，但她觉得这样也很好。

我十四岁时，有一次心血来潮，一个人去林肯中心的长凳上坐着。我坐在静止的喷泉旁，脑子里充满浪漫的孤独感。那天天气晴朗，空气清新，我坐在那里感到全身暖意融融。我坐在那里，无比佩服自己，我一边望着人群，一边享受着孤独。然后有人坐在了我的身边，那是个白发苍苍的女人，可能有七十岁了，或者八十多岁了。她看起来有些邋遢，我暗自祈祷，希望她不要跟我说话，可她还是开口了。

“你有朋友吗？”她问。

我说我有，我有许多朋友。

“那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干什么呢？你应该跟你的朋友们在一起。”

当我与母亲坐着等待奥赖利医生的时候，我回忆起了这段经历。坐在我们周围的大多数病人都是由儿子、女儿、配偶、朋友陪着，但也有人独自坐着。当进去抽血时，他们得自己拿着大衣，或是请一个陌生人帮他们看着。

近来我常常思考孤独，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看夏目漱石于1914年出版的著作《心》，也是夏目漱石从东京皇家大学的教授职位退休之后撰写的十五本小说之一。这本书我在大学期间看过，那个时候我正在上这本书的译者埃底温·麦克莱伦的课。夏目漱石对于友谊的复杂本质所做的探索，特别是身份、地位不等的师生情谊，让我目瞪口呆。我想让母亲看看这本书，自己也想重读一遍。

当我和母亲讨论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彼此都被书中的同样一句话震感了，那是老师对年轻学生阐述的孤独，老师说：“如今我们生活在充满自由、独立、利己的环境，而要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孤独。”这句话让年轻人无言以对，因为真相对于他们来说太过沉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