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悲痛

大约二十年前,1988年的春天,当时母亲还是南丁格尔高中的校长,一天收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简单地写着:亲爱的玛丽·安·施瓦尔贝,我是一名菲律宾修女,现在在泰国难民营工作,我需要您的帮助。落款写着“玛特修女,仁爱修女会”。

过了好几年,母亲才得知这位修女是如何知道她的姓名和地址的。这既可以说是偶然的,也可以说是上帝的杰作,完全取决于你的宗教信仰。事情是这样的:母亲的一个学生在泰国北部漫游,带着一堆明信片和一点现金,找不到邮局也不会说泰语。后来他在街上偶遇了一位修女,觉得可以信任她,就请她帮忙寄信。这位修女不仅是仁爱之女(母亲后来总喜欢这么说),而且是一位了不起的筹款人。修女寄出了明信片,记下了母亲的地址。

母亲回复了那张神秘的明信片,也收到了玛特修女寄来的一封长长的信。从此她们开始长达几年的书信往来。玛特修女会在她的信件中附上残疾的赫蒙族儿童的照片,这些儿童住在泰国境内最大的老挝难民聚集地BanVinai。那里有四万五千名难民,其中80%是妇女和儿童,严重残疾的儿童有上百名。

很快,玛特修女开始寄给母亲一些产品目录。母亲会收到之后就付款买下那些物品,然后寄回难民营。有时也会寄去二十美元、三十美元、一两本书,或订购一本杂志。母亲招募她的学生收集书本、纸张和彩笔,寄给泰国难民营的儿童。后来有一次,玛特修女给母亲的信像往常一样寄来,但内容有点不一样。她不是向母亲募小额的捐款,而是要几千美元。母亲立刻回信说她没有能力捐那样的数额。母亲的信里可能表现出了些许的不悦,修女立刻回信道歉说她只是一名修女,对金钱没有什么概念。

她们继续通信,接着玛特修女在一封信中提起,她有一个朋友从菲律宾来难民营做志愿者,如果母亲想要帮助,但没有办法提供很多钱,那么也许她也可以来难民营帮忙。

我的母亲是个有条理而且谨慎的人,但也有很冲动的一面。当看到玛特修女的建议时,母亲决定离开学校一个学期,去难民营工作。

妮娜那时正好快大学毕业了。

母亲和妮娜非常亲密,但那个时候她们正在经历母女间的小冲突,在很多事情上没法达成共识。但她们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了共识:妮娜会跟着母亲去难民营工作。当时我想,这如果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主意,就是最糟的。我倾向于后者的可能性,父亲和哥哥也是这么想的。

她们还是坐飞机去了曼谷,然后坐在卡车后备箱,在夜里泥泞的路上坐了十二个小时。“这叫什么事啊,我怎么把妮娜也扯进来了?”母亲当时想。后来她才意识到,她甚至从未考证过这位修女和难民营。当她们到达难民营时才发现,这是她们见过的最为艰苦恶劣的地方。

母亲在日记里这样描述对难民营的第一印象:“到处都是飞扬的尘土,几千名衣不蔽体的孩子在看到外国人的时候,不是哭喊着就是躲起来,中间还掺杂着几百只肮脏的狗,鼻涕流得到处都是,头皮像是被烧过,浑身上下满是伤痕。”

母亲和妮娜在她们即将要服务的康复中心,遇到的第一批孩子是四个聋哑女孩,她们负责做饭,母亲和妮娜很快就喜欢上了她们。四个阳光女孩非常乐意更多的人来帮助。康复中心里有许多孩子不能爬,有些连动都动不了。还有许多孩子存在着严重的发育问题。在那的第一个早晨,母亲要照顾一个名叫莽泉的年轻女子,她已经二十岁了,但看上去只有十二岁,浑身都是病痛,甚至包括大小便失禁。莽泉似乎很快就认可了母亲。她无法行走,到哪里都必须有人背着。她和母亲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至少母亲是这样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