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达·普莱斯（第2/4页）

里麦尔博士突然认定，由于我是老兵的孩子，所以可以得到政府的补贴。他安排我参加入学考试。为此，一个月后，我又返回了亚特兰大。数学考试的所有题我都答对了，词汇部分则有四道题答错了，全都错在单词分类题上，这种题我一向答不好。鉴于自身的处境，我发现任何事物最后几乎都可归属于任何地方。

我说出了真相：我需要入读他的学院。我需要离开伯利恒，离开我的皮肤、我的头颅、我家人的幽灵。这并非因为我为母亲感到羞耻——我，村里的白痴，怎么可能为她感到羞耻呢？有她的疯狂做伴，我还挺高兴的呢，而且那种疯狂我也绝对能理解。但母亲想要把我当食物一样消耗掉。我需要自己的房间。我需要书本。我平生头一回需要同学，他们能告诉我每天要去思考些什么。

在有机化学、无脊椎动物学和完美对称的孟德尔遗传学里，我发现了一种能满足我的宗教。我像背祷文似的背诵元素周期表，像领取圣餐似的参加考试。我度过的第一个学期充满了神圣，我的头脑里塞满了林海般的数据。林海间安卧着一片片广阔的绝望平原，我绕过它们，只在林中穿行。

由于没法给她打电话，我就每个周末坐巴士回去一趟。我们喝茶，她给我看她的花儿。奇怪的是，父亲在的时候，她从来没从事过园艺，那是他的领域。他指示我们大家都去栽种有用的食材，为了主的荣耀，诸如此类。在整个童年时代，我就没见我们家的院子里栽过一朵花，连一棵蒲公英都没有。如今，母亲的窝棚仅仅是一方耸起的屋顶，四周却围绕着如火如荼的粉色、蓝色、橙色。你得弯腰通过蓬勃的大波斯菊拱廊，还得用右臂使足了劲推开挤入人径的蜀葵，方能来到门口。没想到，母亲竟对栽花极有天赋。她自己就是一座逐渐成形的植物园。

我去看她的日子里，彼此的话从来不多。我想，或许我们俩都因这沉默而如释重负吧。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了，我欠她一条命，而她什么都不欠我。但我离开了她，她很伤心。对于这一切我还很不习惯。我一直是那个牺牲了生活、肢体和半个大脑来救助另一半的人，我向来如此。我习惯了傲慢地拽着自己穿过这世界，而这世界欠我的，根本无以偿付。长久以来，我都依赖着殉难所带来的舒适感。

如今，我也欠下一份无法偿付的债了。她紧紧握着我的手，经历了艰难险阻。母亲要将我拽出非洲，哪怕那将是她的最后一搏。我觉得那很可能是。事情是这样的：那个生意人的卡车好似锈蚀斑斑的天使降临在布隆古，他应允将我们连同他的那些香蕉一起载往利奥波德维尔。但他很快就改变了主意，把我们扔下了车，以便放上更多的香蕉。和沿途的一些士兵交涉之后，他确信当时在城里，水果的要价比白种女人更高。于是，我们就出了局。

我们徒步走了两天，粒米未进。入夜之后，我们就蜷缩在树林的边缘，用棕榈叶盖在身上，以免被士兵发现。第二天深夜，一辆军用卡车停在了我们身边。有个人冷不丁地把我们扔进了后车厢，我们就这样落在了膝盖、头盔和步枪中间。毫无疑问，士兵们原本是打算伤害我们的，而我浑然不觉。但母亲毛玻璃似的眼睛唬住了他们。显然，她已恶灵附体，要是这些人不想被恶灵入侵，就最好别来碰她，或我。尤其是我。所以，他们始终与我们俩保持着距离。我们沉默着，挤在卡车后部一路颠簸而去，途经几十处军事路障，最后被交给了比利时大使馆。大使馆接收了我们，等着有人想出法子该拿我们怎么办。我们在医务室里待了十九天，吞下了各种各样特制的毒药，因为我们的肠子里有寄生虫，脚上、前臂上则生长着真菌，还患了比普通程度更厉害的疟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