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3/6页）

“‘怎么说？中尉先生，’吉娜对我说，‘三两面包！’

“‘是的，小姐。可是一个星期里还有三天发不下来，而且我们是住在老百姓家里，他们比我们还要苦，我们经常把面包分点给他们。’

“离开饭桌的时候，我让侯爵夫人挽着我的胳臂，一直把她送到客厅门口，然后又赶紧走回来，把仅有的一个值六法郎的埃居赏给伺候我吃饭的仆人，而对这个埃居的用途我曾经抱过多少幻想啊。

“过了一个星期，”罗贝继续说，“事实证明，法国人并没有把任何人送上断头台，台尔·唐戈侯爵于是从科摩湖边他的格里昂塔城堡里回来了；他是在法军迫近时，撇下年轻貌美的妻子和妹妹，让她们在战火之中听天由命，自己却勇敢地躲到城堡里去的。这位侯爵对我们的仇恨和他对我们的恐惧程度相等，也就是说，到了无法衡量的程度。在他和我应酬的时候，那张苍白、虔敬的肥脸看上去真是好笑。他回到米兰的第二天，我从六百万的军税中分配到三奥纳呢料和两百法郎。这一下我又抖起来啦，我成了两位贵妇人的舞伴，因为舞会开始举办了。”

罗贝中尉的经历也可以说是每一个法国人的经历。人们非但不嘲笑这些正直的兵士的贫困，反而同情他们，喜爱他们。

这段喜出望外的幸福和陶醉的时期，前后只有短短的两年。疯狂达到了那么没有节制、那么普遍的程度，以至于我无法加以解释，除非是借助于下面这个根据历史考察得来的深刻的见解：“这个民族已经苦闷了一百年。”

南方国家原来不把寻欢作乐当作一回事，过去在维斯康蒂家族和斯佛尔查家族那些著名的米兰公爵的宫廷里，这种风气是十分流行的。可是自从一六二四年西班牙人征服米兰公国以后，在那批阴沉、多疑、傲慢而又经常担心有人谋反的主人统治之下，欢乐也就销声匿迹了。老百姓染上了统治者的习惯，受到一点极小的侮辱就想用匕首去报复，及时行乐却不怎么去想了。一七九六年五月十五日法国人进入米兰，一七九九年四月他们在卡萨诺战役以后被赶出去，在那一段期间，狂喜、快活、寻欢作乐、对一切阴郁的甚至合情合理的情感的忘怀，达到了那样的程度，以至我们可以举出不少年老的百万富商、年老的高利贷者和年老的公证人为例，他们也暂时地忘掉了发愁，忘掉了赚钱。

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大贵族，仿佛对人人欢乐、个个心花怒放的景象赌气似的，退隐到乡间的府邸去。事实上，在摊派为法军征收的军税时，这些富贵人家也总是倒霉地摊到大份儿。

台尔·唐戈侯爵看不惯这样的欢乐，他是头一批回到科摩的另一面，他那雄伟的格里昂塔城堡去的一个。女眷们也曾经领着罗贝中尉到过城堡。这座城堡所处的位置大概在世上是独一无二的了，它矗立在美丽无比的科摩湖畔的一片一百五十尺高的高地上，俯瞰着大部分的湖面；从前曾经是一个要塞。从堡内各处刻着纹章的大理石上可以看出，它是台尔·唐戈家族在十五世纪建造起来的，那儿还可以看到吊桥和深深的城壕；城壕里虽然已经没有一点水，但是仗着八十尺高六尺厚的围墙，城堡是挡得住一次突然袭击的，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生性多疑的侯爵才把它爱如珍宝。周围有着二三十个忠诚的奴仆，他就不至于像在米兰那样提心吊胆；他认为这些奴仆对他忠诚，显然是因为他除了骂他们，就从来不开口和他们说话。

他的恐惧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在离格里昂塔三法里的瑞士边境上，有奥地利派来的一个间谍；他积极地和这个间谍通消息，帮助战俘们潜逃。这件事很可能引起了法国将军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