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3/8页）

露西尔对此很骄傲，也没感到有什么不妥，尽管她有时也觉得，自己应该有些不好意思才对。

贝拉米探员不停地做着记录，手都抽筋了。他放松了一下，接着记下去。他原来也想过把谈话录下来，但还是觉得用笔做记录更好。当人们与政府官员见面谈话，却发现官员什么也不记时，他们会感觉不舒服。而且这也正适合贝拉米探员的工作方式。他的大脑更容易处理视觉信息，而不善于听觉信息。就算他现在不做记录，过后也得整理出一份纸质文件。

贝拉米从一九六六年孩子的生日派对开始写起。露西尔一边抽泣，一边诉说当天发生的一切，语气中充满愧疚。她是雅各布还活着时，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她只依稀记得儿子冲到房间的一个角落去追另一个孩子，挥动着一条苍白的胳膊。葬礼那天去参加的人太多，教堂里面几乎坐不下。贝拉米把这些都记下了。

但是有些谈话内容他没有记。出于尊重，有些细节他只是自己记在心里，而没有记在官方文件中。

哈罗德和露西尔虽然从失去孩子的悲伤中熬了过来，但也仅限于此。在接下来的五十几年中，他们的生活中一直充斥着某种难以言喻的孤独。这种孤独常常不期而至，在周日的晚餐时分不管不顾地涌上心头，令两人的话题陷入尴尬。那种感受他们无法描述，也很少谈及。他们只能屏住呼吸，在孤独中如坐针毡。日子一天天过去，这种感觉虽然规模日渐减小，却始终令人捉摸不透、无法忽视，就仿佛卧室里凭空出现了一台核粒子加速器，坚定不移地预测着宇宙真理中最不祥、最不着边际的一面。

或许事实本来就是如此。

这么多年以来，他们已经习惯于逃避这种孤独感，甚至已经轻车熟路。这就像一场游戏：不要提及采草莓节，因为雅各布最喜欢这个日子；不要一直盯着那些漂亮的楼房看，因为这会让你想起自己曾说过，雅各布将来能成为建筑师；对那些与雅各布有几分相似的孩子，则完全视而不见。

每年雅各布生日前后那几天，他们总是过得很压抑，相对无言。露西尔会毫无缘由地抽泣起来，哈罗德的烟瘾会比平常要大一些。

但这只是在开始的那段时间，只是在悲哀的头几年里。

他们慢慢老去。

他们阖上了记忆的大门。

哈罗德和露西尔一直尽可能远离雅各布溺亡的悲剧。然而，他们却又一次看到这个男孩站在自家门口——脸上的笑容那么熟悉，丝毫未随着岁月而变化。他依然是他们的宝贝儿子，依然只有八岁，这一切距离他们已经如此遥远，哈罗德一时间竟然忘了孩子的名字。

哈罗德和露西尔把该说的都说完后，双双沉默了下来。但屋里的肃穆只持续了片刻工夫，因为坐在厨房餐桌边的雅各布正制造出各种动静：他把叉子和盘子碰得叮当作响，“咕咚咕咚”地大口喝下柠檬汁，接着满意地打了个饱嗝。“不好意思。”孩子朝爸爸妈妈喊了一声。

露西尔笑了。

“请原谅我接下来的这个问题。”贝拉米探员开口了，“请不要认为这是一项指控，不过，为了更好地了解当时的……特殊情况，我们不得不问一下。”

“到底还是来了。”哈罗德说。他把手插进口袋里，终于不再去摸索那根并不存在的烟。露西尔则无所谓地摊了摊手。

“你们和雅各布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我是说，那件事发生以前？”贝拉米探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