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午丁未年纪事 （乌云与金边）（第3/13页）

我们都是陪斗。那个用杨柳枝鞭我的姑娘拿着一把锋利的剃发推子，把两名陪斗的老太太和我都剃去半边头发，剃成“阴阳头”。有一位家庭妇女不知什么罪名，也在我们队里。她含泪合掌，向那姑娘拜佛似的拜着求告，总算幸免剃头。我不愿长他人志气，求那姑娘开恩，我由她剃光了半个头。那是八月二十七日晚上。

剃了“阴阳头”的，一个是退休干部，她可以躲在家里；另一个是中学校长，向来穿干部服、戴干部帽，她可以戴着帽子上班。我没有帽子，大暑天也不能包头巾，却又不能躲在家里。默存急得直说“怎么办？”我持强说：“兵来将挡，火来水挡；总有办法。”我从二楼走上三楼的时候，果然灵机一动，想出个办法来。我女儿几年前剪下两条大辫子，我用手帕包着藏在柜里，这会子可以用来做一顶假发。我找出一只掉了耳朵的小锅做楦子，用默存的压发帽做底，解开辫子，把头发一小股一小股缝上去。我想不出别的方法，也没有工具，连糨糊胶水都没有。我费了足足一夜功夫，做成一顶假发，害默存整夜没睡稳（因为他不会帮我，我不要他白陪着）。

我笑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洗脸可以连带洗头，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个光头。果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只是变了样。我自恃有了假发，“阴阳头”也无妨。可是一戴上假发，方知天生毛发之妙，原来一根根都是通风的。一顶假发却像皮帽子一样，大暑天盖在头上闷热不堪，简直难以忍耐。而且光头戴上假发，显然有一道界线。剪下的辫子搁置多年，已由乌黑变成枯黄色，和我的黑发色泽不同——那时候我的头发还没有花白。

来京串连的革命小将乘车不买票，公共车辆拥挤不堪，上车不易。我和默存只好各自分头挤车。我戴着假发硬挤上一辆车，进不去，只能站在车门口的阶梯子，比车上的乘客低两个阶层。我有月票。不用买票，可是售票员一眼识破了我的假发，对我大喝一声：“哼！你这黑帮！你也上车？”我声明自己不是“黑帮”。“你不是黑帮是什么？”她看着我的头发。乘客都好奇地看我。我心想：“我是什么？牛鬼蛇神、权威、学者，哪个名称都不美，还是不说为妙。”我心里明白，等车一停，立即下车。直到一年以后，我全靠两条腿走路。

街上的孩子很尖利，看出我的假发就伸手来揪，幸有大人喝住，我才免了当街出彩。我托人买了一只蓝布帽子，可是戴上还是形迹可疑，出门不免提心吊胆，望见小孩子就忙从街这边躲到街那边，跑得一溜烟，活是一只过街的老鼠。默存愿意陪我同走，可是戴眼镜又剃光头的老先生，保护不了我。我还是独走灵便。

我们生活上许多事都得自己料理。革命群众已通知煤厂不得为“牛鬼蛇神”家送煤。我们日用的蜂窝煤饼，一个个都得自己到煤厂去买。咸菜、土豆当然也得上街买。卖菜的大娘也和小孩子一样尖利，眼睛总盯着我的假发。有个大娘满眼敌意，冷冷地责问我：“你是什么人？”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以后就和默存交换任务：他买菜，我买煤。我每天下班路过煤厂，买三块大煤、两块小煤，用两只网袋装了一前一后搭在肩上，因为我扫地扫得两手无力，什么都拿不动了。煤厂工人是认识我的。他们明知我是“牛鬼蛇神”，却十分照顾。我下班赶到煤厂，往往过了营业时间，他们总放我进厂，叫我把钱放在案上，任我自取煤饼。有一次煤厂工人问我：“你烧得了这么多煤吗？”我说：“六天买七天的，星期日休假。”他们听我还给自己“休假”，都笑了。往常给我家送煤的老田说：“干脆我给你送一车吧。”他果然悄悄儿给我送了一车。我央求他给李健吾和唐棣华家也送些煤，他也送了。这事不幸给“极左大娘”知道，立即带着同伙赶到煤厂，制止了送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