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一块空地上盖房子的有魄力的人 啊呀,我的孩子,你被伊斯坦布尔吓着了(第3/4页)

兄弟俩1965年搬进了他们在库尔泰佩盖起的一夜屋。随后,哈桑伯父的大儿子考尔库特也去了伊斯坦布尔,他们三人在库尔泰佩和杜特泰佩又各圈下了一块地皮。借助于1965年大选之前的宽容氛围和“大选后正义党将颁布建筑赦免令”的传闻,他们准备在杜特泰佩的那块地皮上再建一所房子。

那时,就像在库尔泰佩一样,在杜特泰佩也没人持有地契。在一块空地上盖房子的有魄力的人,在家的四周种上几棵杨树和柳树,再在划分边界的院墙上放上几块石头,然后去区长那里给点钱,就可以拿回一张纸,纸上写着那块地皮上的房子是他们造的、树是他们种的。就像地契地籍局颁发的真地契那样,纸上还有区长用尺子亲手绘制的原始草图。区长还会在草图上用幼稚的笔迹做一些标注,诸如旁边是谁家的地皮,下面是谁家的房子、饮水池、院墙(很多时候院墙的地方只有一两块石头)、杨树。如果你再给他多塞一点钱,那么区长还会加上一些夸大地皮虚幻边界的词语,然后在纸的下角盖上他的图章。

然而,地皮是属于国库或者森林管理局的,因此从区长那里拿来的那张纸是没有法律保障的,国家可以随时拆除没有地契的房子。一些住在自己亲手盖起的房子里的人,头几夜常常会做房子被拆的噩梦。但是区长给的那张纸会在每十年的某一天彰显出它的重要性,因为每十年的大选期间,国家是依照区长写的那张纸给一夜屋颁发地契的。另外,从区长那里拿到纸的人还可以出卖那块地皮。在大量无业又无家的人纷纷从安纳托利亚涌向城市的时期,区长写的那些纸的身价陡涨,越来越贵的地皮被快速分割后细分。伴随着移民潮,区长的政治势力也日益扩大。

然而所有这些运作都不敌随心所欲的国家力量。一旦认为符合当时的政治需求,他们就可能和宪兵一起将一夜屋的所有者送上法庭,并拆除他的房屋。因此对于一夜屋的拥有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尽早盖完房子入住,因为要拆除已经入住的房屋必须要有法院的判决,而这将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谁想要在一个山头上圈下一块地并声称“这是我的”,如果聪明的话,就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里,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干一个通宵砌起四面墙,立刻入住并开始生活,这样隔天拆房子的人就奈何不了他了。一些人住进了尚未封顶甚至连墙壁和窗户都还没完工的房子,他们在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家里,度过了星星当棉被、夜空作屋顶的第一夜,麦夫鲁特喜欢听有这种经历的母亲和孩子们的故事。传说,第一个使用“一夜屋”这个单词的人,是一个埃尔津詹的泥瓦匠,他在一夜里砌起了十二间房屋的墙壁,泥瓦匠寿终正寝后,成百上千的人拜谒了他在杜特泰佩的墓地。

麦夫鲁特的父亲和伯父趁着大选前夕的宽容氛围开工的房子,也因同样氛围带来的建材和废品价格的飙升而夭折了。由于大选后将颁布建筑赦免令的传闻,在国库和森林土地管理局的土地上出现了一场密集的非法建筑活动。甚至那些从未想要盖一夜屋的人也纷纷跑去城市边缘的山头,从监管这些地方的区长手里,或者和区长们沆瀣一气的拿着棍棒、武器的团伙,抑或是政治团伙那里要下一块地皮,在交通最不便利、最偏远、最意想不到的地方造起了房子。位于市中心的大多数公寓楼也开始私自加盖楼层。伊斯坦布尔向四周辐射的空地则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拥有房产的中产阶级的报纸抱怨无规划的城市化建设,而私搭乱建的喜悦则在城市里热闹上演。那些生产用于一夜屋的劣质煤渣砖的小工厂以及销售水泥和建材的商店通宵达旦地开着,满载着砖块、水泥、沙子、木材、钢筋、玻璃的马车,小卡车和小巴,欢快地摇着铃铛或鸣着喇叭,在尘土飞扬的路上,在无路的山坡上,一个街区接着一个街区地转悠。“为了建造你哈桑伯父的家,我抡着锤子不知干了多少天。”节日里他们父子去杜特泰佩串门时,麦夫鲁特的爸爸说,“我说这些只是为了让你知道而已。当然了,你也不必和你的伯父、堂兄弟们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