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麦夫鲁特在村里时 这个世界要是说话，会说些什么？（第2/4页）

穿梭在城市废墟间的小贩们其实有很多生意可做，但我没能胜任小贩这个营生。我们那里的人个个都健壮有力、骨骼坚固、肩膀宽厚。可我呢，又瘦又弱，但愿有一天我们能够相遇，你们就可以亲眼看到我了。

不分早晚地挑着两头挂了二三十公斤酸奶罐子的扁担满街跑，我被压弯了。另外就像很多卖酸奶的一样，为了再多挣一点，我还在晚上出去卖钵扎。不管你一个新手挑什么，扁担都会在卖酸奶人的肩上、颈背上留下老茧。我身上没有老茧，因为我的皮肤像天鹅绒一般光滑，起初我还沾沾自喜，可后来我发现该死的扁担给我造成了更坏的后果，我的脊柱被压弯了。我去了医院，排队等了一个月后才看上医生，医生让我立刻放弃挑扁担。当然了，为了挣钱，我放弃了医生，而不是扁担。这样我的脖子就歪了，我的名字也被朋友们从“姑娘·阿卜杜希”改成了“歪脖子·阿卜杜拉赫曼”，这也让我很伤心。在伊斯坦布尔，我远离我们村的人，但我时常看见麦夫鲁特那脾气暴躁的父亲穆斯塔法和他的伯父哈桑，他们在街上叫卖酸奶。为了忘记脖子上的疼痛，我开始喝拉克酒，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完全放弃了在伊斯坦布尔拥有一套房子、一座一夜屋、财产、存钱的梦想，稍稍玩乐了一番。我用在伊斯坦布尔挣的钱回村买了一些地皮，娶了村里最贫困，最无依无靠的姑娘。我从伊斯坦布尔得出的教训是，一个人如果想在那里立脚，他一定要有至少三个儿子，能够像士兵那样带在身边，像工人那样使唤干活。我想过，如果我有三个像狮子一样的儿子，我就和他们一起去伊斯坦布尔，在城外的第一个山头上造起我自己的房子，攻克城市。但在村里出生的不是三个儿子，而是三个女儿。我在两年前彻底回到了村里，我很爱我的女儿们。让我马上把她们介绍给你们：

维蒂哈。我希望第一个儿子像狮子一样威严、勤劳，我给他取名叫维迪。很可惜，她是个女儿。我就叫她维蒂哈了。

拉伊哈。她很喜欢爬到爸爸的怀里，她身上的气味很好闻。

萨米哈。她很机灵，不停地抱怨啼哭，不到三岁就在家里蹒跚走路了。

在杰奈特普纳尔村的家里，麦夫鲁特有时晚上和妈妈阿提耶和两个十分爱他的姐姐一起坐着，给在伊斯坦布尔的爸爸写信，让他从伊斯坦布尔带回类似鞋子、电池、塑料夹子、肥皂等东西。爸爸是文盲，很少给麦夫鲁特回信，他们要的东西大多也带不回来，他总是说：“村里的瞎子·杂货店里有更便宜的。”对此麦夫鲁特的妈妈有时会在家里埋怨说：“穆斯塔法，我们要那些东西不是因为瞎子·杂货店里没有，而是因为我们家里没有！”给爸爸写的那些信，让写信去问某人要一样东西的想法，深深印刻在了麦夫鲁特的心灵里。写信问远处的某人要一样东西分三种情况：

1.人们真的想要一样东西，只是自己并不知道那是什么。

2.人们正式用语言表达的东西，表达的时候人们其实有一点明白他们想要什么。

3.信件，是一种由1和2的灵魂培育出来，然而又具有完全不同含义的神奇文本。

穆斯塔法：5月底我从伊斯坦布尔回来时，给女儿们带回了做裙子的印有紫色和绿色花朵的布料，给他们的妈妈带回了麦夫鲁特在信里写的圆头拖鞋和Pe-Re-Ja古龙水，给麦夫鲁特的是他要的玩具。麦夫鲁特看见玩具后不情愿地说了一声谢谢，让我很生气。他妈妈在一旁说：“他要的是水枪，是村长儿子玩的那种……”他妈妈说这话时，他的两个姐姐在一旁偷笑。第二天，我和麦夫鲁特去了瞎子·杂货店，我俩把赊账本上的每一笔都捋了一遍。我不时恼火地埋怨道：“这恰姆勒加口香糖哪来的？”因为是他自己赊的账，所以麦夫鲁特低下了头。我对瞎子·杂货店老板说：“下次别给他口香糖！”可是自作聪明的瞎子却回答道：“明年冬天让麦夫鲁特去伊斯坦布尔上学吧！他的脑袋瓜擅长算账做算数，让咱们村也出一个上大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