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窟的追梦者与富人区的玫瑰

接下来的日子,我奔波在地铁4号线与11号线之间。早晨去上学,一出地铁站,满目欧洲旧式大学区的安宁与优雅;一回住处,迎面非洲与中亚的气息,黑哥儿冲我叫:“表妹,来几根烤玉米,马伊丝,马伊丝!”

据说,巴黎的风向是从西南吹向东北,位于东北角的19区是传统工业区,历来住着劳工与平民,近年来又成了移民的天下。我回去,房间小小的窗,窗外是临冬的萧瑟风景,几片枯叶被风携起,卷来卷去落地无依。

阿美在喝“保灵孕宝”。恍惚想起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姨怀我表妹时,桌上也有几盒这样的营养液。阿美他们在遥远的法国,租中国人的房子,去中国超市,看中国医生,替中国人打工。华人圈的时光停留在上个世纪90年代。

我问她说,我的床垫有个碗口大的洞,能不能替我换一个。

阿美淡然:“你去路边捡一个。”

捡?我一时摸不着头脑。

“路边经常有旧家具,法国人不要就扔了,你可以去看看,有些还是能用的。”她说,“这些桌椅和衣柜,都是我们捡来的。”

“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以前的留学生也是这么过来的。”她好意,“等阿勇回来,我让他帮你去捡一个。”

我觉得还是自己解决比较好。我跑了趟家具店,一米多宽的海绵床垫卖60欧元,我认为太贵,后来干脆把破床垫调个头,有洞的那头移到脚边,算是了事。

学林教头随遇而安。

阿美有时会跟我聊天,说他们的过往:“我跟我老公10年前出来的。当时去的是瑞士,年龄也就你这么大,年轻没想那么多啊,就觉得这个国家好,办的是留学签证,不过第一天我们俩就去打工了,学没上,只想赚钱。

“后来没法子混下去,不上学没居留只能打黑工。在亲戚的帮助下来到法国,还是觉得法国的政策好,虽然仍然没有合法居留,不过打工容易些,可以生活,就是有时候要防警察来查。我们‘黑’了很多年了。”

墙上挂着他们去年的结婚照。阿美有些憔悴,我想阿美年轻时应该很漂亮。

他们有过宏伟的梦想,也曾付诸行动,走了那么远,可远方除了遥远还有什么?

一晃10年。

阿美决定生孩子,她说,孩子比较容易成为法国人,以后他们可以以法国公民监护人的理由,试着申请合法身份。

他们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纸合法身份,然后赚钱。

其余的,都不算什么,包括爱情。

阿美上夜班。她的工作是翻衣料,在阴暗的地窖里重复着,一个月赚600欧元。她还没跟人说怀孕的事,怕老板不要她。

她上班前还特地嘱咐我少用点儿电,作业尽量在学校里完成。

他们是从牙齿缝里省钱的漂泊者。

我乐得去学校图书馆写作业。皮制的桌面、光亮的台灯,比窝在不足6平米的小房间里强太多。只是每每到点,街灯绽亮时,回去的路黑漆漆的,心里会有股莫名的不安。

一天放学,阿曼达请我去她家,同去的还有另外几位同学。

阿曼达的住处离学校只有两分钟的路,60平米的公寓,底楼,外带一个私家花园,她一个人住。我曾问她租金多少,她说3000欧元,那时候的欧元与人民币汇率差不多是10:1,3万人民币每个月,我在脑子里过了下,觉得林教头有道理。

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在某堂课上,丝丽薇问大家,祖父母的工作是什么。我这个中国人,包括日本同学、韩国同学和荷兰同学,回答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美国同学阿曼达的祖父是银行家,祖母是钢琴家。

当时我想,没有被近代炮火洗礼过的国家多幸福啊。

窗台有束新鲜的玫瑰,精心剪过枝,开得刚刚好。空气中有香,室温恰好,人情温暖。我们聊卢浮宫里的藏品,聊巴尔扎克,聊学校咖啡馆里难吃的三明治,也聊香榭丽舍大道著名的“皇后”舞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