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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从自己的房间出来时,已经傍晚七点多钟。他拄着象牙手柄的拐杖,迈着缓慢、均匀的步伐穿过将庄园的这一侧翼,将他的卧室跟大厅、会客室、音乐室和沙龙连在一起的长长的走廊。走廊的墙上挂满了古老的肖像:他的祖先、玄祖父、玄祖母、熟人、从前的仆人、军队的战友、镶嵌在鎏金画框里的曾经光临过庄园的名流贵客。将军的家族有这个传统,在庄园内供养家庭画师:途经那里或流浪到那里的肖像画家,也有比较有名的,例如布拉格的S,在将军的祖父在世时,他曾在庄园住了八年之久,他见谁画谁,包括大管家和著名的骏马。玄祖父和玄祖母也充当了流浪艺术家们笔下的牺牲品:他们穿着节日盛装,睁着清澈的眼睛从高处俯瞰。接下来的,是几副严肃、镇定的男人面孔,近卫官的同僚,留着匈牙利式的翘胡子、头发像蜗牛一样梳向前额的男人们,他们不是身穿黑色礼服,就是一身威武的戎装。“那代人很棒。”看着父亲的亲戚、朋友和战友的肖像时,将军自言自语道。那代人确实很棒,但是稍微有点孤独。他们不能幸运地融入世界,他们虽很高傲,但心存相信:相信正直,相信男性品德,相信沉默,相信孤独和诺言,还相信女人。他们失望的时候,便沉默不语。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一辈子沉默,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义务和沉默,就像献身给誓言一样。在长廊的另一端是法国人的肖像:头发上插满头饰的老派法国女士和戴着假发套、唇露喜悦、身材肥胖的陌生绅士,那些映衬在蓝色、粉红色或鸽子灰色背景下的生硬面孔,他们都是将军母亲的远亲。他们都是些陌生人。随后看到的是父亲的肖像,身穿近卫军制服。还有一幅母亲的肖像,戴着饰有羽翎的帽子,手里攥着马鞭,像是一位女马术师。之后是一块一米见方的空白墙壁,夹在肖像之间:淡灰色的边线里框着一块白墙,看得出来,这里曾经也挂过画。将军面无表情地从那块四方形的空墙前走过。现在接下来的是风景画。

走廊的尽头,站着身穿黑色衣服的乳娘,在她小得像小鸟一样的头上包着一块崭新的、浆洗得挺括的白头巾。

“你在看画?”她问。

“对。”

“你不想把那幅画挂回去吗?”她用老年人直率的语调平静地问,并朝墙上指了指。她指着那块缺了幅画的位置。

“还在吗?”将军问。

乳娘点了点头,表示她保存着那幅画。

“不用。”他停顿了片刻后说,随后又用更低的声音自语道,“我不知道你还保存着它。我还以为,你把它烧了。”

“烧画,没有任何意义。”乳娘用尖细的嗓音说。

“不用挂。”将军肯定地说,他只跟乳娘用这种语气讲话,“挂不挂都改变不了什么。”

他们拐向高大的楼道,朝楼下看看,前厅里有一位男仆正跟女仆一起往水晶花瓶里插鲜花。

在刚刚过去的几个小时里,庄园里开始出现了生机,像是一台上了弦的机器。不仅是家具活了起来,比如摘掉了夏季麻布椅套的扶手椅和沙发,还有墙上的画、铁制的大烛台、玻璃橱里的装饰品和壁炉的座台。壁炉里已经备好了烧火的木柴,由于夏末的夜晚有阴凉的潮气,午夜过后,房间会变得湿冷黏腻。物品仿佛突然获得了存在的意义,似乎想要证明,世界上的一切都只有在跟人类有关,在变成人类命运和行动的一部分之后才会有意义。将军看着大厅,看着摆在壁炉前桌子上的鲜花和扶手椅的位置。

“这把皮椅子,摆在右边。”他说。

“你记得这么清楚?”乳娘问他,并眨了下眼。

“对,”他说,“康拉德坐在这儿,壁钟下边,靠着炉火。我坐在正中间的那把佛罗伦萨椅子里,正对着壁炉。克丽丝蒂娜坐在母亲带来的那把扶手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