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春藤（第4/42页）

房东在经历过备受呵护的童年后，长成了一个有艺术和社交天分的青年。菲利普斯先生和布雷给我看过当年的照片，租车人布雷的父亲一辈子在农场工作。布雷住在父亲很久以前从庄园买的燧石和砖砌成的小屋里。虽然布雷如今以独立于农场为傲，甚至拒绝服务庄园的人，但他有各式的庄园纪念品，并且喜欢展示它们。有模糊的黑白照片：庄园聚会，尚未繁茂的花园，昏暗的光线中（黎明或是黄昏？）年轻人坐在湿草甸那儿小溪上的木桥围栏上。照片和快照会产生惆怅的效果：每一帧照片都捕捉了某个时刻，呈现了很多被忽略的细节，让人想到它所能追寻的过往，成为一种纪念。同样的场景，一幅精心创作的画就无法达到这种效果。

接着，在一次次聚会和二战之后，他步入中年，心绪纷乱，病态而持续的抑郁几乎成了一种病，让他与世隔绝，躲在庄园里。后来身体也开始出状况，最后经受年老的煎熬。

我各方面都与他相反，社交上、艺术上，抑或肉欲上。鉴于他家族的财富随着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的扩展而膨胀，也许我们之间横亘着一个帝国。这个帝国让我们有了交集。它解释了我在新世纪的出生、我用的语言、我的职业和抱负。它最终解释了我为何出现在山谷的那栋小屋、出现在庄园。但是我们处在——或者始于——财富和特权的两极，处于两种不同文化的中心。

二十年前在伯爵府的寄宿处，我开始尝试写作，换作住在庄园，庄园应该就是合适的“素材”。但是当时我与英帝国的联系也许会成为创作中的壁垒，因为作为一个男人（或者男孩），山谷中的异族身份会折磨我。我作为作家（当时）能够通过“封锁”自己的某部分来处理素材。这种叙述中的“封锁”和隐匿使我作为一个观察者在渴求了解和体验的过程中错失了很多。

但是世界在变，时间向前推移着。我发现自己的才能和主题逐渐展现、发展。我的经历在变，我的想法也在变。我在失望和精神的苦痛中来到庄园，对房东产生了深切的同情，他从世界的另一端起步，现在和我一样，希望远离尘嚣。我觉得自己和他很亲近，非常感激庄园的保护和这儿的氛围。我从未觉得他的离群索居奇怪。这正是我当时也想做的。

当我来到庄园追逐我的抱负应有的骄傲，我想要剥除我原有的生活。我想尽可能地适应庄园小屋的供给，尽量不去做什么改变。我想避开虚荣；对我而言，虚荣存在于细微的事情中，比如置办一个烟灰缸。当烟盒空的时候，别致的烟灰缸有什么用？于是我觉得，我本人和我在庄园看见的或我以为看见的相契合，我觉得自己有着同样脱俗的态度。虽然我知道，人会因种种原因出现相似的状态或态度，甚至连互不相容的人都会这样，我还是觉得能深刻理解房东。

我们处于特权的两极。但是我觉得这种特权对他起消极作用。我抵达这里时无论是什么精神状态，我都知道必须爱惜自己，我知道我早晚会行动起来。他的特权——他的房子、雇员与收入，窗外每天看到的那片属于他的土地——这特权能抑制他，让他封闭自己，让他无所作为和无用。

虽然我们始于帝国和特权的两端，身处不同文化，但现在作为他的房客，我觉得容易在内心对他产生亲切感。

我与房东从未谋面，但我不觉得这奇怪或“诡异”——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访客艾伦用了这个形容词。他不想让我看见，我亦不想被他看见，真是不谋而合。这是我作为殖民地民族的遗留特质“神经质”在起作用，但是若解除此地的魔力也会让我感到紧张。如果我见到房东，听到他的声音，听到他谈话，看见他的长相和表情，被迫回话，表现得礼貌，那么印象会无法抹除。他恐怕会被赋予一种“性格”：虚荣、暴躁、荒谬。我会被推着去作判断，而判断会抹灭认同，同时抹消关系。事实上，对我而言房东的性格由庄园和土地的神秘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