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绘人内心的全部深度”总序(第2/11页)

然而,陀氏四十年代的创作却中断在蓄势待发的状态里。在文学观念上他虽然和别林斯基发生了分歧,但他在政治思想上依然信奉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而且参加了当时俄国著名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是积极成员之一。一八四九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小组其他成员一起被沙皇政府逮捕,他因在小组上朗读过别林斯基有名的反农奴制度的信《致果戈理》,以及其他的“罪名”,被剥夺了贵族身份,并处死刑。在临刑前改判为流放苦役并期满后当兵。长达九年的苦役和兵营生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一方面,亲历底层生活极大丰富了他对生活的认识,积累了大量的文学素材,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更趋深刻,形成了独特的哲理性探索,但长期亲历流放和苦役,无可否认也加重了他对人生苦难和社会阴暗的感觉。与底层生活的紧密接触,使他更关注人民的思绪,特别是根植在民间的宗教意识,一种寻求权力阶层和平民之间和解的倾向在他身上开始显现。加之生理上癫痫病发作日趋频繁,沙皇鹰犬无时不在的监视跟踪,更增添了他精神上的抑郁,以致他的创作也隐含了某些病态、痉挛的风格。这也是后来许多评论家所说陀氏思想消极面的由头。

经历了无数磨难,他在五十年代末返回彼得堡,开始了他创作生涯的新阶段。这一时期发表的中篇小说《舅舅的梦》(1859)、《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1859)和长篇小说《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1861)还继续着四十年代的风格,在长篇中除了描写社会和家庭的道德堕落以外,已经出现宣扬正教受苦受难精神、人要在苦难里寻求幸福、以苦难来净化心灵的说教。对社会真实的揭示和借宗教解脱的药方,是这一时期创作里很明显的矛盾倾向,出现了所谓“苦难救赎”的主题。一八六一年正值俄罗斯农奴制度改革,陀氏却在文学观念和政治主张两个方面明确宣告自己的主张。一八六一年他针对杜勃罗留波夫1而发的一篇论文《波夫先生和艺术问题》,明确反对艺术的“功利主义”,虽然他并不赞同“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但强调艺术的“主要本质”是“灵感的自由”。在政治主张上陀氏更接近的是俄国的斯拉夫主义2,一八六二年发表《两个理论家阵营》,文章主要针对当时的“自由主义”代表如卡特科夫3的主张,但同时也表明了自己与革命民主派的分歧,提出“根基论”4主张,强调人民的信仰才是“根基”,是道德理想的根源,俄国的改革必须与人民的“根基”相结合,西欧的革命方式不适用于俄国,应该寻求在君主和正教教会指引下的和解和团结,利用普及“文化和教育”促使两者的联合。这一点是历来评论家对陀氏思想最有非议的地方,常常被视作对革命民主主义派的攻击。但就在这个时期,以作家亲身经历为素材的长篇笔记小说《死屋手记》(1861-1862)发表了。小说展示了苦役犯可怕处境和精神状态,从社会和生活的因果深入剖析人性“善”、“恶”的变异。人性中兽性一面发展成“恶魔化”的个性,出现了“强者与弱者”的论题。俄国思想家赫尔岑说“以戴着镣铐的手为自己的难友画像,竟然将西伯利亚一座牢狱的风尚习俗,创作成米开朗琪罗式的壁画”,屠格涅夫更把它比作但丁《神曲》的《地狱篇》。一八六四年发表的中篇《地下室手记》更是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剖析一种“自卑”的内心世界,触及了人的潜在意识问题。在“幻想家”之后,又出现了“地下人”主题,但长期以来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手记》一书是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怎么办?》中“合理的利己主义”而发,后来高尔基更认为此书是对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辩解。这部很深入描绘了人的心理和意识的小说,承担了太多的政治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