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都该去前线，却在这儿爱我妈妈……”（第2/3页）

发给了我们土豆供给证，妈妈从清晨到深夜都在工厂上班，我需要去领取这些土豆。排半天的队，然后把一袋土豆拖在地上，走四五个街区，我背不动这些土豆。不让小孩坐公交车，因为正在闹流感，宣布所有人都要检疫。正好是这些日子……太不像话了——不让我坐公共汽车。在离我们的宿舍还剩下一条马路时，我的力气都用完了，倒在口袋上，大哭了起来。陌生的人们过来帮忙——把我和土豆送回了宿舍。到现在我都能感觉到那种沉重。每一个街区……我不能丢掉土豆，这是我们的命根子。就算是我死了，也不能扔掉土豆。妈妈下班回来，非常饥饿，脸色发青。

我们饿着肚子，妈妈甚至瘦得和我一样了。我心想，我也应该帮助下妈妈，不能把我抛开。可是我们几乎什么都没有，我决定卖掉我们唯一的一条绒布被子，用这些钱买些面包。可是禁止孩子们买卖，警察把我带到了一个儿童室。我坐在那里，等他们通知上班的妈妈。妈妈换班后来了，把我领回家，我因为羞耻而痛哭，还因为妈妈在挨饿，可家里一块面包也没有了。妈妈得了支气管哮喘，深夜里咳嗽得厉害，喘不过气来。她要是能吃一口碎面包渣儿，也会变得好受些。我总是在枕头底下为她藏起一块面包。我觉得，我已经睡着了，但是仍然记得，枕头底下还放着一块面包，我非常想吃掉它。

我背着妈妈偷偷地去工厂里找活儿干。可我那么小，典型的营养不良症患者，他们不想要我。我站在那里，哭。有人觉得我可怜，就把我领到车间会计室：给工人们填写派工单，计算工资。我用打字机工作，它的样子就像现在的计算机。现在的计算机工作起来没有声音，而当时它简直像拖拉机，不知为什么工作的时候还必须亮着电灯。十二个小时的工作把我的脑袋烤得像火热的太阳，因为打字机的嗡嗡作响，一天下来，我耳朵都聋了。

我遇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给一个工人的工资应该是280卢布，可是我却算成了80卢布。他有六个孩子，在发工资之前，谁也没有发现我的错误。那天我听见，有人在走廊里跑动，叫喊：“我要杀了她！我要杀了她！我拿什么来养活孩子？”

人们跟我说：“快藏起来，大概，这是冲你来的。”

门打开了，我紧贴着打字机，没地方躲藏。冲进来一个高大的男人，手里拎着一把沉家伙：“她在哪里？”

有人指着我说：“她在那儿……”

他看了一眼我，往墙壁退了几步。

“呸！不值得杀，她自己都这样啦。”他转回身，走了。

我倒在打字机上，大哭了起来……

妈妈在这个工厂的技术检验车间上班。我们的工厂为“喀秋莎火炮”制造弹药，炮弹有两种规格——16公斤的和8公斤的。要在高压下检验炮弹外壳的结实程度。需要把炮弹抬起，固定好，加到一定数量的气压。如果外壳质量好，就把它取下来，装进箱子。如果质量不合格，卡扣承受不住，炮弹就会轰响着飞出去，飞向上面的车间顶棚，然后掉到不知什么地方。当炮弹飞出去后，那种轰响与恐惧……所有人都吓得钻到车床下面……

妈妈每天深夜都会在睡梦中惊醒，喊叫。我就搂着她，她这才安静下来。

眼看就到了1943年的年末……我们的军队早就反击了。我明白，我需要上学。我去找厂长。在他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张很高大的桌子，从那张桌子后面几乎看不到我。我就开始说提前准备好的话：“我想辞职，我要上学。”

厂长发火了：“我们谁也不辞退。现在是战争期间。”

“我总出错，就像个没文化的人。不久前我就给一个人算错了工资。”

“你能学会的。我们这里人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