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怎么会死呢,今天没开枪啊?”(第2/3页)

31……”我把水壶放到他的嘴唇边,全身都在哆嗦。到现在都说不清当时的那种感受。厌恶?不是。仇恨?也不是。那是一种复杂的感觉。其中也夹杂着怜悯……人类的仇恨也有一个形成过程,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学校里教育我们要善良,要友爱。我的话题又跑远了……当第一个德国人揍我的时候,我感到的不是疼痛,体验的是另一种感觉。他怎么打我呢,他有什么权利打我?这让我非常震惊。

我又返回了明斯克……

我和基姆交上了朋友。我和他是在街上相识的。我问他:“你和谁住在一起?”

“没人。”

我了解到,他也是和家人失散了,就建议道:“那我们一起生活吧。”

“好吧。”他很高兴,因为他没有地方住。

而我住在戈鲁博教授丢下的住宅里。

有一次,我和基姆看见,街上走着一个比我们大些的小伙子,手里提着擦鞋的托架。我们认真听取了他的建议:需要什么样的箱子,怎么制作鞋油。为了制作鞋油,需要搞到烟炱,而这种东西在市里到处都是,把它收集起来,和随便什么油脂搅和一下。一句话,做成某种散发着怪味的混合物,但必须是黑色的。如果把它均匀地涂抹到皮鞋上,它还会发光呢。

有一次,一个德国人走到我跟前,把一只脚放到了箱子上,他的皮靴非常脏,粘在上面的泥土都很长时间了,干透了。我们原先早已领教过这样的皮鞋,为了先清理掉这些泥巴,我还专门配备了一把刮刀,然后,再往上面刷鞋油。我拿起刮刀,刚清理了两下,就让他很不高兴。他抬腿就踢箱子,又朝我脸上踹了一脚……

我长这么大,从来还没有人打过我。孩子之间打架不算数,在列宁格勒的学校里那是常有的事。但在这之前,成年人没有打过我一次。

基姆看着我的脸,叫喊着:“你别那样看着他!不要啊!他会打死你的……”

那时候,我们第一次在街头碰见了大衣上、西服上缝着黄布条的人。我们听说了隔离区……大家提到这个词的时候都是压低了声音……基姆是犹太孩子,但是剃光了头,我们都说他是鞑靼人。当他的头发长起来,卷曲的黑发,谁还相信他是鞑靼人啊?我为朋友担心,半夜醒来,看着他浓密的头发,我无法入睡:应该想个办法,别让他们把基姆抓到隔离区里去。

我们找了把理发推子,我又给他推成了光头。天气已经冷了,在冬天没法擦鞋。我们又有了新的计划。德国军队指挥部在市里开办了一家宾馆,接待到达的军官们。他们都随身携带着大背包、大箱子,而到宾馆的距离不近。我们不知怎么奇迹般地搞到了一辆大雪橇,守候在火车站。火车到站,我们把两三个人的行李搬到雪橇上,拉着它,穿过整个城市。给我们服务的报酬有时是面包,有时是香烟。拿香烟到集市上,可以换到一切,随便什么食物。

基姆被抓走的那一天,深夜的火车晚点了,迟到了很长时间。我们都快冻僵了,但又不能离开火车站,已经实行宵禁了。我们从火车站大楼里被赶了出来,在外面等候。终于火车到站了,我们往雪橇上装满行李,就拉着上路了。我们使劲拉着,皮带勒得生疼,他们还驱赶着我们:“使奶力!使奶力!32”我们不能走快,他们就开始揍我们。

我们把东西搬进宾馆,等着和他们结账。一个家伙命令我们:“滚蛋!”——推了基姆一把,基姆的帽子从头上掉了下来。他们立刻叫喊起来:“犹太!”上前抓住了他……

过了几天,我才知道,基姆被关进了隔离区。我走到那里……整天围着隔离区转悠……有几次透过铁丝网看到了他。我给他带去面包、土豆、胡萝卜。等岗哨转过身去,走到角落,我就飞快地把土豆扔进去。基姆就走上前,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