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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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特洪峰只给你两个选择：在左边失足，你便会死在意大利；往右边走错一步，你便会死在瑞士。

我们三个在马特洪峰顶吃午饭的时候，得知了马洛里和欧文在喜马拉雅山失踪的消息。

那是1924年6月末的一天，天气很好，那则消息登在三天前的一份英国报纸上，报纸是意大利布勒伊一间小旅馆的厨师用来包我们那份厚厚的冷牛肉山葵新鲜三明治的。我的帆布背包里揣着这份轻飘飘的报纸，直到登上马特洪峰仍浑然不觉，但是很快，这则消息就会像沉重的石头一样压在我们胸口。跟报纸一同放在包里的还有用山羊皮囊装着的酒、两个水壶、三个橘子、一根100英尺长的登山绳和一大包意大利香肠。我们并没有及时发现那份报纸，或者看到上面那则足以改变我们命运的消息。我们的心思全在山峰和周遭的景色上。

我们在六天的时间里，反复攀登马特洪峰，但一直没有登顶，理由恐怕只有“教会执事”[7]知道了。

从策马特镇上山的第一天，我们登上了霍恩利山脊——那也是1865年温伯尔走的路线——同时还得避开像无数伤疤一样分布在山面的固定绳索和缆绳。第二天，横穿茨姆特山脊时，我们用了相同的方法。第三天，我们经霍恩利山脊瑞士的一侧，再度横穿那座山，穿过岩体松散的北面峭壁，累得够呛，我们攀登的地方就在山峰下面，也是理查坚决反对我们上的那座山峰。接着，我们沿意大利一侧山脊往下，于黎明时分到达我们设在朝南面对布勒伊绿色高地上的帐篷。

五天后，我才意识到，我们走的是当年的登山者走过的路线，拜他们所赐，马特洪峰这才出名。当年二十五岁的爱德华・温伯尔行事果断，在登山方面堪称专家，他临时组建了一个三人登山队，包括英国传教士查尔斯・哈德森（来自克里米亚半岛的牧师）、哈德森新收的十九岁门徒——道格拉斯・哈多，还有信心满满的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爵士（他刚刚通过英国陆军部的考试，而且名列前茅，在118名竞争者中领先第二名近500分），他当时年仅十八岁，是昆斯伯里第八任侯爵之子，他到阿尔卑斯两年了，还是个新手。除了温伯尔那个由水平参差的年轻人组成的登山队外，还有他请来的经验和水平差距颇大的三个向导：“老彼得”陶格瓦尔德（其实他也只有四十五岁，却被当成了老人）、“小彼得”（二十一岁），还有经验极为丰富的迈克尔・克罗泽，他三十五岁，是来自夏蒙尼的向导。事实上，他们只需叫克罗泽一人作为向导便可，但温伯尔早先答应要雇用陶格瓦尔德父子，而这名英国登山家向来言而有信，即便整个登山队的人员组成已经相当臃肿，另外两个向导完全是多余的，他还是信守诺言。

教会执事一直在向我们介绍让-安托万・卡尔的勇气和成就，此人既是温伯尔的朋友，也是竞争对手，还是他以前的登山拍档。不过，直到我们登上意大利山脊我才体会到这点。我们攀行的那些复杂路线就是卡尔开拓的。

我们拥有自己的登山帐篷，也就是温伯尔帐篷，这种帐篷就是当年那个久负盛名的著名登山家在这座山上设计的，因此名字沿用至今。山的两边是低矮的冰川，帐篷就搭建在冰川上方的草地上。我们每天傍晚之前都会登上一侧山脊，天黑之后，我们通常会围着一小堆火随便吃点儿东西，轻声交谈，然后舒舒服服地睡几个钟头，再起来登山。

我们登上了马特洪峰的福吉恩山脊，但在靠近山顶时，我们还是绕过了那些陡峭的悬壁。这算不得失败。因为我们花了一整天时间，希望想出办法征服那个从未有人踏足的悬崖，但因为既没有设备，也缺乏技巧，决定还是不去垂直攀登了。（这个悬崖于1942年，也就是十八年后终被阿弗雷德・佩里诺、贾科莫・奇亚拉和路易斯・卡雷尔征服，路易斯・卡雷尔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小卡雷尔”，如此称呼他是为了向那位著名的前辈表示敬意）正是我们的谨慎才没有人员伤亡，要知道，考虑到1924年的装备和登山技巧，登上福吉恩山脊的悬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件事情还让我想起了初次跟三十八岁的英国人理查・戴维斯・迪肯，以及二十五岁的法国人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在艾格尔峰北面山脚下见面时的情形，当年，我们还没登上异常凶险的艾格石壁。但此事暂时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