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现代穴居人（第2/5页）

那么，以下哪种情况可能性更大？

A. 琳达是一位银行柜员。

B. 琳达是一位银行柜员，并积极参加女权主义运动。

正确答案是A，即琳达只是一位银行柜员的可能性更大。然而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现，几乎90%的人都错误地选择了B。大部分人相信，琳达可能不仅是位银行柜员，而且还是位积极的女权主义者。其实这个选项不对，因为两个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要低于任何一个事件单独发生的概率，如图5–1所示。即便像琳达这样的人成为银行柜员的可能性很小，成为积极的女权主义者的概率更大，但我们已经知道她是个银行柜员了——A选项和B选项都说了她在银行工作。两个选项都已推定她是一位银行柜员，则琳达位于左边圆圈（所有银行柜员）中的概率一定会大于她既是银行柜员又是女权主义者（即位于两个圆圈狭小的交集部分）的概率。在数学意义上，既是银行柜员又是女权主义者的女性永远少于只是银行柜员的女性。因此，如果你选择了B，形势就对你相当不利了。

行为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发现，人们会被各种其实并不太难的问题难住（回答琳达问题并不需要你有任何三角学、微积分、线性代数方面的知识），然而千百项研究都暴露出人类大脑的局限性。对于这样不尽如人意的表现，通常的解释是，人们总的来说在数学、逻辑和推理方面都比较笨拙，弥补这个缺陷的方法就是在这些领域进行更多正规的培训。如果勤学苦练，我们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图5–1 琳达问题图示

但这种解释存在一个问题。实验表明，即使是非常聪明的人，包括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大学毕业生，犯这种错误的概率也几乎同样高。虽然经过多年的正规教育，学习了数学、逻辑和推理方面的课程，大多数人还是难以做对像“琳达问题”这样的基础题目。每年由于医疗失误造成的6万例死亡案例，犯错的大都是专家，他们接受过多年的培训，但仍然会在做决策时遇到问题。

进一步观察，你会发现这种让人困扰的问题都有惊人的独特之处。例如琳达问题，人们一旦了解了其中的逻辑（看到两个圆圈的图示），答案就一目了然——这个题目并没有那么难。然而这个题目如果以原来的形式摆在那里，那么你几乎不可能看到这个简单的答案。这种形式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是什么造成了这么多的决策偏差？导致偏差的原因可能不是能力的缺乏，而在于提出问题的形式。

说与写

人生中有些事情是很容易的，比如学说话。大多数孩子两岁时就开始说话了。3岁时，一般的孩子都已经掌握了几百个单词，而且一个新词常常只听到一次就会用了。4岁时，从剑桥到柬埔寨的孩子都已经成了交流大师，他们能详细地阐述自己想要哪个玩具、不爱吃哪种食物，以及更愿意对哪个家长颐指气使。语言能力的发育似乎不受父母教育的影响——有些父母从孩子一出生就跟他说个不停，而有些父母觉得跟不会说话的新生儿交谈纯属浪费时间。这一切都关系不大，孩子们只要能听到别人谈话，就能学会说话。你只需打开电视，让孩子听着其中的谈话或是让他们在厨房里爬来爬去听父母和祖父母唠家常，这样他们早晚都会自发地开始说话。如此看来，要是人生中所有的事情都像学说话一样容易就好了。

然而，人生中有些事情确实很难——例如，学习读和写就没有学说话那么容易。你给女儿再多的蜡笔和书，她也不会自发地写出文章来表达思想。如果没有家长或是老师提供多年的鼓励和教导——把声音写成字母、用字母连成词、用标点符号表达说话时的停顿和重音，那么一个儿童写出连贯句子的可能性基本为零。阅读和写作的难度之大，要求学校通过年复一年的正规教育来培养学生的这些技能。同时，我们也需要反复练习、记忆，再练习、再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