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一位日本青年同行

（1947年）

亲爱的同行！您1月的来信我在樱花盛开的时节收到了。这是多年以来我收到的来自您的国家的第一封信。从信中的一些信息我可以看出，您的问候和招呼，正如您所说的，真是来自一个受到强烈震撼的世界、一个看似被推回洪荒时代的世界。您猜测在我这儿，在这个几乎是个“和平之岛”的国家里，还存在一个未被摧毁的精神世界，一种仍被承认的、有效的价值和力量，您想寻找它。从某些角度来看，您没有说错。您的信充满激情，信心和恐惧之情同时跃然纸上。这信写于一个被轰炸得体无完肤的大城市的废墟之间，在那儿，写这信用的信纸信封都不易得到，而它由一个友善的乡间女邮差送来给我，这儿有完整的房子和乡间的宁静，这儿绿意正浓的山谷里樱花盛开，杜鹃整日啼鸣。又因您的信是由一个青年写给一个老年人的，所以在精神上它面对的也不是混乱，而是有一定秩序并且健康的精神状态。不过这种稳定和秩序并非西方世界的整体状态，也并非由于这儿的精神生活多少保持住了信仰和良好起源的传承。这种稳定的精神载体是一个孤独的个体，在他身上，传统在混乱中未遭破坏而继续存留下来了。这儿有许多这样的个体、许多精神方面受过良好教育的老人。总的说来，他们并不受到鄙视、嘲讽或追捕，相反的，人们珍惜他们，为他们而喜悦。在价值没落的时候，人们像对待濒临灭种的动物那样对待他们，小心翼翼地把他们放在保护区内，有时，人们甚至于为他们而感到骄傲，称赞他们是西方纯正的继承人，而这一点不管是日益壮大的苏联或蒸蒸日上的美国都无法相比。但是我们这些老诗人、思想家、虔诚者已不是西方世界的心或脑了，我们是正在灭绝的种族的残留者，看重我们的最多只有我们自己，我们没有继承人。

现在让我们回来看您的信。您有一些在我看来不必要有的忧虑，您对您的一些同学感到不满，因为他们不像您那样把我看成一个捍卫真理的英雄和殉道者，只把我看成一个来自德国南部的伤感的小作家。你们双方都对，也都不对，这些其实是不值得去关注的。或者应该这么说：您的同学对我的看法是不值得去修正的，因为不管他们的判断是对是错，没有人会受到伤害。而您，亲爱的同行，您对我的估价和判断的方式却大有修正的必要，因为这样做可能造成伤害。您不仅仅是位年轻的读者，在特别容易接受的时候看了几本书，十分喜欢它们，感激它们，您珍爱它们，过分地珍爱。这是每个读者都可有的权利，读者可以随自己的爱好崇拜或蔑视一本书，这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可是您不仅是位热情的年轻读者，如您信中所言，您还是我年轻的同行，刚开始您的写作生涯，一位热爱美和真的青年，受到召唤，要把光明和真理带给人们的青年。我认为，允许一般读者做的事，写作的人是不允许做的，他不应该毫无保留地崇拜他喜欢的作者和作品，甚至以他们为榜样。您爱我的书，这当然不是过错，但是您的爱缺乏批判性，也缺乏衡量的标准，这对您，对一位文人，起不了多少促进作用。在我身上您见到了您心目中的自己，认为我值得您模仿追求：在我身上，您见到一个真理的斗士，一位举着火炬的英雄，一个热血沸腾的光明使者，甚至就是光明本身。而这不仅仅是夸张，是幼稚的理想化，还是根本性的迷失和错误，您很快就会明白的。对于普通读者，书本没有多大的重要性，他对作者要怎么想就怎么想，我们不必在乎，这就像一个一辈子不会去建造一所小房子的人大谈建筑学一样，都是空谈。但是一位满怀理想主义、或许不自觉地也满怀野心的青年作家，当他热情洋溢地喜爱某些作家，对那些作家的书、对文学的想像有根本性的错误时，那就有害了，他就有危险性了，他可能造成伤害，主要是会伤害到自己。因此，我不用一张明信片回您友好而感人的信，而写下这些话作为回信。作为未来的文学家，您对自己、对您未来的读者都应有责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