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

（1918年）

当我还在拉丁文学校上小学时，我对人们所说的“世界历史”总是怀着极大的敬意，认为那是非常值得尊敬，是遥远而高尚的事物，是强大无比的，就像耶和华和摩西一样。世界历史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曾经是当时的真实，它曾经电闪雷动，如今已成过去，成为遥远而令人尊敬的事，记载在书籍之中，让学生学习。我们当时所得知的最新的历史事件是七年战争。那已是足以令人兴奋不已的了：我们的父辈还参加过那场战争，就差几年，否则我们也能经历到。那一切一定非常壮观：战争、英雄事迹、飘扬的旗帜、马上的军官、新选的皇帝。如他们信誓旦旦所言，战争之中发生了许多奇迹，有许多英雄事迹，规模很大，像真正列入世界史的事迹该有的样子，和平常日子完全不同。男男女女都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成绩，承受了难以置信的负担，群众曾大哭又曾大笑，他们陶醉于当时所经历的事，陌生人在大街上互相拥抱，英勇无私是当然的事。上帝啊，如果能经历这种场面该有多好啊！那时，我们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什么英雄人物，对我们讲述那些令人振奋的故事的老师不是英雄，真的参加过那英雄战争的我们的父辈也不是。但是，总得有点什么是真的吧，家家挂着俾斯麦的像，还有，每年秋天都庆祝的瑟堂节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光。

到了十五岁，这种光辉在我眼中才逐渐消失。我开始怀疑世界历史是否值得崇敬，我再不相信那些好听的话，再不相信以前的人与现在的不同，不相信他们的生活充满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我那时就知道，我们老师的任务是尽可能加重我们的负担，尽可能压制我们，他们要求我们要有他们自己没有的道德，他们所教给我们的世界历史大概也是大人发明的谎言，只为了压我们，使我们感到自己渺小。

我对世界历史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狂妄且无所顾忌的想法是有缘由的。年轻人不依赖批判和负面的东西而生活，他们靠感情和理想。当时我心中有了一些至今没有改变的想法：对于外来的声音我变得很不信任，越是官方的声音，我越不信任。我开始感觉到，最有趣味、最值得为它而活的东西，最能够满足我们，使我们为之思索、为之全神贯注的东西，不在我们之外，而在我们内心。当时我并不知道——但是我感觉到，于是我开始读起哲学的书，成为自由思想者，沉醉在自己喜爱的诗人作品中——这隐隐约约的感觉就是我的道路，就是通向我、通向我自己的道路，其他一切道路都不是我所需要、我所应走的。我开始有了基督教称之为“自省”，心理分析称之为“内观”的东西。我不知道这种样子、这条道路是不是比别的好；我只知道，对于虔诚的人、对于诗人，它是必要的，他们永远无法学会新的官方理论称之为“历史地思考”的东西，即使他们愿意，并且努力去学，也学不会。

长长的几年里我和外界相安无事。对我而言，世人认为重要的，在演讲和新闻标题中扮演主要角色的东西，只不过是演戏，是做作——对世人而言，我的所作所为、我认为神圣严肃的东西，全是奇思异想，全是儿戏。如果能永远如此相安无事也行。可是，突然之间，世界历史又出现了！突然之间，社论、大学教授和高中老师都强调，现在是历史关键时刻了，不再是平常日子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开始了。我们诗人和其他对此耸耸肩膀的人，提醒人们应警惕那种狂傲和我们领导人可怕的草率，我们这些虔诚的人，不再是可笑而无关紧要的文人——各种恶名加诸我们，我们现在成了祖国的敌人、失败主义者、捣蛋鬼，等等，不一而足。我们被诬告，名字列入黑名单，“思想正确”的报刊上一篇篇恶毒的诽谤文章冲着我们而来。在私人场合里情况毫无二致。1915年春我对一位朋友谈起，如果把阿尔萨斯归还法国到底有什么可怕的呢，当时，他就警告我，他自己倒是可以原谅我的某些言论，可是如果我在别人那儿也讲这种话，那么我就得小心挨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