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移民

2000年10月

波拉特最后一回用人民币跟我换美元的时候，汇率已经掉到了8.4元兑换1美元。那时候波拉特抽烟抽得很厉害，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想赶快把手里的人民币现金都换掉，于是我带了450美元去跟他换。我们交易完以后，波拉特介绍我认识了另一位雅宝路上信得过的钱商。他的举动是出于好意，不过那时候我就知道，我的“黑市交易岁月”要终结了。如今雅宝路上的黑市汇率已经降得很低，与官方的汇率相差不大，我没必要再来黑市换钱了。而且，在波拉特离开以后，我大概也不会回到雅宝路消磨时间。没有了他的雅宝路，对我来说已经是另一个模样了。

那一个星期，我们常常去那家维吾尔族餐馆碰面。波拉特告诉我说，他考虑去美国以后，可能会定居以下四个城市：洛杉矶、纽约、华盛顿、还有俄克拉荷马市。

“俄克拉荷马市？”我问道。

他看见我狐疑的神情，马上解释道：“我听说了，俄克拉荷马市的天气很热，而且风很大。人们说那是个糟糕的地方，有点像新疆的南部。”

我告诉他，他听来的评价大概是正确的。波拉特说，不少维吾尔族人都在俄克拉荷马市附近定居了，有些人还在当地的大学读书。那儿还有一个维吾尔族人的小社区，是以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西迪克·阿吉·蹂之为中心建立的。西迪克常常给“美国之音”那些关于维吾尔族的广播节目写稿。他的妻子热比娅以前是乌鲁木齐市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有好些年，中国政府都树立她为楷模，以她为成功的少数民族榜样。然而后来她丈夫在“美国之音”的广播节目踏进了某些中国当局禁止言说的雷区，于是在新疆的妻子被逮捕入狱，罪名是泄露了“国家机密”。大部分人都认为，热比娅所做的事情不过就是寄了些中国国内媒体的剪报给她的丈夫。热比娅·卡德尔被逮捕以后，就成了最著名的维族政治犯。不过，外国利用外交手段敦促中国当局释放她的努力，一直都没有成功，热比娅从此被扣押在狱中（又过了好些年，到了2005年的时候，热比娅终于被批准出境，从此离开中国）。

波拉特说，俄克拉荷马市只是其中一个选择；他还考虑去纽约市或华盛顿，那两个地方也有不少维吾尔族人居住。他最担心的事情是到了洛杉矶机场后能否通过移民局的出境检查。他的签证只允许他在美国呆两周，他的计划是到两周后签证失效时仍然留在美国，然后申请政治避难。有朋友告诉他说，如果他去俄克拉荷马市或者华盛顿D.C.的话，事情会更好办；那两个地方都有些律师，以前就替不少维吾尔族人做过此类申请。

在我和波拉特的交谈中，他常常要我给些建议。然而他即将踏入的世界，对于我这个美国出生的本土公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我计划那一年冬天的时候回美国去，我告诉波拉特，到时候我会介绍些在会说中文的美国朋友给他认识，那些朋友都住在大城市。不过，我对于避难申请的过程一无所知。从一开始，我就很怀疑波拉特的美国计划是否行得通，而现在我担心他会碰到更为严重的问题。我知道，如果他没能在美国成功申请政治避难，然后被遣送出境，他回到中国后可能就要去监狱里呆一段时间。不过，波拉特信任那些他在美国的维族朋友，他决定听从他们的建议。

听着他的计划，我常常觉得他像在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的规则很模糊，却有着高得可怕的风险和代价。在这个游戏里，维吾尔族人的安全地点分布在美国各处，从洛杉矶到俄克拉荷马市到华盛顿；而这个游戏的其中一条基本规则就是：一旦初来美国的人通过设在机场的移民局入境检查，申请政治避难的成功率就会增加。后来，我才知道波拉特所说的这个基本规则是对的。如果有人在美国机场入境时就申请政治避难，他就会被安置到“快速遣返程序”里，由这个程序决定其申请是否有效。即使移民局会考虑进一步审查这个申请个案，申请人可能在此期间会被拘留，如此一来他便很难就申请问题向律师咨询。有时候，这些拘留的人会和普通犯人一起，关押在当地的监狱里。有一个专门负责移民的律师告诉我，他曾经见过一个申请政治避难的人，他被关押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地方监狱里，还上了脚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