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聚焦感觉（第2/4页）

“他们的工作完全是革新式的——‘双重疗法’的模式实在太棒了。”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的临床教授亚历山大·N·乐维医生说。他和妻子是首批患者之一，他本人后来也成为了这个项目的进修人员。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出版了他们开创性的著作之后不久，在纽约的一次演讲上，乐维首次听说了两人的名字。作为一个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学生，他还不确定从他们的陈述中能了解些什么。乐维当时已经从医学院毕业，进入了那个以了解人体所有功能为自豪的学科——内科进行第三年的培训。然而，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突破性的结果相比，医学界对于性方面的事情实在毫无准备。“显然，这些人要么是骗子，要么真的在做一些全新的事情。”他回忆说。乐维和他的妻子马蒂尔德专程前往圣路易斯，寻找属于他们自己的奇迹，就好似去卢尔德[1]冒险一般。“马蒂尔德从没有过高潮，就这么简单。”无法克服自己性烦恼的乐维说。出生于匈牙利的乐维，少年时期在本笃会修道院上学，并一直在那儿住到了19岁毕业那年。“人们说，‘将初吻献给你孩子的母亲’。”他回忆起牧师对于夫妻恩爱的有限智慧时说，“马蒂尔德有着类似的背景，因为她来自秘鲁的法国修道院。这个［治疗项目］的一切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大开眼界。”在乐维看来，男女组成治疗团队来指导已婚夫妇，这样革命性的想法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事了。

从一开始，理解性爱科学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人们克服做爱中的困难——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称之为“性障碍”。批准他们初始研究时，华盛顿大学对于马斯特斯提出的“治疗性功能不全的最大障碍是在人类性反应领域缺乏足够可靠的生理资料”这一观点表示同意。指导他们的一个简单逻辑是，在能够治疗性爱相关疾病之前，必须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在1959年1月，经过了数年对于性爱过程中人体在解剖与生理方面反应方式的研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开始了一项实验性治疗项目，以改善美国夫妇在性爱生活中的障碍。由于他们的方法并不确定效果如何，因此也没有收取任何费用。最初关于人类性反应的实验让马斯特斯成为了一名研究者，但第二部分的研究则凸显了他的弱点。不管是他还是约翰逊都缺乏心理治疗的训练(尽管《时代》杂志将约翰逊定义为一名“心理学家”)。马斯特斯之前所接受过的最相关的教育是精神病学系关于访谈技巧的3个月课程。约翰逊的经验更为缺乏——仅有一些涉及内心与头脑的杂乱的本科课程。然而奇怪的是，正是由于缺乏训练——特别是当医学院出生的精神病医生都受到弗洛伊德理论教育的时候——他们的实验有了广阔的维度，不受传统的束缚。“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不能做的，这恰恰成了巨大的优势。”马斯特斯说。

弗吉尼亚·约翰逊对于人类行为的本能理解远远超过了马斯特斯的掌握，后来证明这是在探索性爱治疗领域中最为宝贵的一点。作为门诊时笑容可掬、亲切友好的女主人，她目睹了人们在做爱时最为深切的渴望、憧憬以及恐惧，通过这些她学会了在日常工作中如何劝告、安慰并教导他们。她拥有了一定的实践公信力，从而填平了与马斯特斯之间的距离，让自己有机会与他平起平坐，而不再是一名“副手”或者其他可替代的同事。她提出的好几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在他看来都犹如“尤里卡瞬间”[2]。就和一些修理管道的水管工一样，她透过单向镜观察性爱过程并提出实用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设法将成年人的神经质追溯至孩童时期的根源。“至少70%的治疗方案是她的主意。”马斯特斯后来说。约翰逊吸取了其他人的理论，尤其是心理学家艾伯特·艾利斯和天普大学的约瑟夫·沃尔普，前者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创了夫妻共同咨询的先例，后者的行为学理论中反映了B·F·斯金纳、约翰·沃森以及伊凡·巴甫洛夫的一些观点。马斯特斯的同事都嘲笑他所说的革命性治疗模式主要归功于约翰逊的想象。马斯特斯意识到他们正在开创一个全新的途径——其他人称之为认知行为疗法——在较短的确定时间段里令问题获得改善。他们没有用狗或者老鼠做实验，也没有用电流来刺激活体病人。为了改变坏习惯，他们将沃尔普的“系统脱敏”法应用到了自己的治疗方法中——慢慢地学习放松、克服恐惧和焦虑。马斯特斯从不回避约翰逊的支持或者将她的主意占为己有。他越来越多地听取她在治疗方面的主意和直觉，这些后来都证明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