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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夺目的光辉，也使他受了不少难。他入过监狱，挨过廷杖，遭过贬谪，逃过暗算，受过冷落，但他还要治学讲学，匡时济世，终生是一个奔波九州的旅人。最后病死在江西南安的船上，只活了五十七岁。临死时学生问他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一生指挥的战斗正义与否，他的哲学观点正确与否，都可以讨论。但谁也不能否定，他是一个特别强健的人。我为他骄傲，首先就在于此。能不能碰上打仗是机遇问题，但作为一个强健的人，即使不在沙场，也能在文化节操上坚韧得像个将军。

我在王阳明身上看到了一种楷模性的存在，但是为了足以让自己的生命安驻，还必须补充范例。翻了几年史籍，发现在王阳明之后最让我动心的很少几位大师中，仍有两位是余姚人，他们就是黄宗羲和朱舜水。

黄宗羲和朱舜水，都可称为满腹经纶的血性汉子。生逢乱世，他们用自己的嶙峋傲骨，支撑起了全社会的人格坐标。因此，乱世也就获得了一种精神引渡。

黄宗羲先生的事迹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多次提到，可知佩服之深，今天还想说几句。你看他十九岁那年在北京，为报国仇家恨，手持一把铁锥，见到魏忠贤余孽就朝他们脸上刺过去，一连刺伤八人，把整个京城都轰动了。这难道就是素称儒雅的江南文士吗？是的，浑身刚烈，足以让齐鲁英雄、燕赵壮士也为之一震。在改朝换代之际，他又敢于召集义军、结寨为营。失败后立即投身学术，很快以历史学泰斗和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形象，巍然挺立。

朱舜水也差不多，在刀兵行伍间奔走呼唤多年而未果，毅然以高龄亡命海外，把中国文化最深致的部分向日本弘扬，以连续二十余年的努力创造了亚洲文化发展史上的宏大业绩。白发苍苍的他一次次站在日本的海边向西远望，泣不成声。他至死都在想念着家乡，而虔诚崇拜他的日本民众却把他的遗骨和坟墓，永久性地挽留住了。

梁启超在论及明清学术界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家族和邵晋涵家族时，不能不对余姚钦佩不已了。他说：

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阳明千古大师，无论矣；朱舜水以孤忠羁客，开日本德川氏三百年太平之局；而黄氏自忠端以风节厉世，梨洲、晦木、主一兄弟父子，为明清学术承先启后之重心；邵氏自鲁公、念鲁公以迄二云，世间崛起，绵绵不绝……生斯邦者，闻其风，汲其流，得其一绪则足以卓然自树立。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他从整个中国文化的版图上来如此激情洋溢地褒扬余姚，并没有同乡自夸的嫌疑。我也算是梁启超所说的“生斯邦者”吧，曾经“闻其风，汲其流”，不禁自问，那究竟是一种什么“风”、什么“流”呢？

我想，那是一种神秘的人格传递。而这种传递，又不是直接的，而是融入到了故乡的山水大地、风土人情，无形而悠长。这使我想起范仲淹的名句：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写下这十六个字后我不禁笑了，因为范仲淹的这几句话是在评述汉代名士严子陵时说的，而严子陵又是余姚人。对不起，让他出场实在不是我故意的安排。

由此，我觉得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