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一个星期。

大概晚上九十点的样子，我准备离开，莫迪的手就会握紧我的手，身子凑过来，居然如此有力。她说，带我回你家，带我离开这里！她的目光，过去的两三个小时里一直在躲避我，现在突然直直地瞪着我，这目光是愤怒的要求。

我怎么能带你回家，莫迪？你知道我不能，每天晚上我都这样说，听上去不安，而且歉疚。

让自己卷入一个被剥夺了一切的人的生活，意味着你要背负巨大的歉疚感。他们需要的是那么多，你能给的是那么少。

每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都在想，也许我可以带莫迪回家？可以在起居室里给她摆一张床。我可以早晚请护理员……吉尔也可以帮忙。这实在太蠢了，但是她的需要逼着我考虑这个。可这根本不是她想要的，她想要的是我，她的朋友，简娜，来照顾她，早晚照顾，随时都在，不要技术娴熟、面带微笑的护士。

这根本不可能。可是，每天晚上，我都在想怎么能够安排一下。

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她想知道。

我没法照顾你，我说。

我做莫迪的朋友都做到这个分上了，而且好几个月来都一直会去看望伊莉莎和安妮，为什么这个安排就会更荒唐？在别人，比方说乔伊丝看来，我做前两件事，就已经不仅仅是行为乖戾了。从别人的角度来看，或者就从我在丈夫和母亲去世前的角度来看，我的行为好像有些强迫症意味，甚至是不健康的。（当然了，这种看法没有考虑我的疯狂也许给这些不幸的老太太们的生活增加了点什么。）但是为什么呢？我这样的人，富足，中产阶级，拥有才干，尽管没有必要，还是担起了这样的责任，于是这就意味着我大脑不正常，怎么会是这个道理？有的时候我是这样看这件事的，有的时候又是那样：先觉得疯了的是我，然后又觉得疯了的是我们这个社会。但是我的确担起了这个责任，我是伊莉莎和安妮的朋友，而且我是莫迪的朋友（我觉得不只是朋友），纯粹是因为这是我决定要做的事。我做了，它就有道理。如果你下定决心，去做了某件事，那么它就不荒唐，至少对于你而言是这样。

我对乔伊丝说：“你那‘给建议’——天晓得那是什么意思——与我同需要友谊的人做朋友，这两者有什么不同？”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希望她回答：“不同就在于我是拿钱办事！”

但是一旦说出来，就挑明了它是荒谬可笑的。

“乔伊丝，你是说，不赚钱的事，就谁都不该做？”

“哎呀，好吧好吧，如果你非要讲逻辑的话。但是我只知道，你做这事，实在有点神经质。”

“这问题我不和你理论。”

于是我们隔着大洋进行辩论，但多半时候总感觉两人之间只不过隔了半英里，我们的声音在彼此的耳朵里是那么清晰。

要我把莫迪带回家，她去世前的数周或者数月甚至数年都让她住在这儿，这很荒唐，因为我做不到。

昨天，她欠过身子，好像十分惋惜地宣布：“你这个朋友，只能同甘，不能共苦。”

我不得不接受这一点。

今天下午她说：“我为什么不能回家，为什么不能？”

“莫迪，你知道你不能！你没法再自己照顾自己了。”

“但是我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啊，我一直照顾得很好。”她惊讶地说。

莫迪知道，自己应该住在姐姐家，她在那里投入那么多时间，加起来都有好几年了，她爱那一家人，为那一家人服务。她应该躺在那里的床上，她的亲戚们应该围在她身边，端着热粥、热牛奶，递水递药。

记忆里冒出了《战争与和平》里的一段，像是捉弄我一样。是老伯爵夫人的故事，她正在经历第二童年。大家得允许她哭一哭，笑一笑，睡一睡，吵一吵架……在那家里，有许多的仆役、随从、食客、家人，因此一个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或者斜倚在床上的老太太，很容易就被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