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从上院议员到帝国勋章获得者（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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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立法委员会的不安定因素。

是他把退场抗议带到了特立尼达，进而使之变成了一种非常流行的抗议方式。想出这个方法并非是灵光一现，刚开始它还很不成熟。起初他只是耍赖地躺在委员会的桌子上一动不动，警察不得不把他抬走。他的这种行为大大激发了公众的兴趣，一夜之间，他在整个南加勒比海地区变得非常有名。他的照片不断出现在报纸上。然后，他发现还可以用退场来表示抗议。一开始就只是退场；进而发展到退场后接受在门口等着散会的记者的采访；最后，他退场，接受采访，再到沃德福德广场向成群的乞丐和无所事事的人们发表演讲。总督常常不得不疲惫地举起一只手，遮住前额无奈地说：“拉穆苏米纳尔先生，这次我们又怎么得罪你了？请不要再退场了。”报纸每报道一项法案通过，随之而来的副标题必定是“格涅沙为示抗议退场”。后来，标题被缩短，通常是这样：

土地安置法案通过

格涅沙退场

一首关于他的卡里普索小调流行起来，它是一九四七年狂欢节游行上演奏的第二首曲子。歌词是这样的：

反对党有这样一位先生

得了立法便秘症

什么都可以出——法案，法案

但是到了这位先生这里

啥都出不来

这个小调很显然是在暗指《有益的排泄》一书。但在这首小调尚未传唱之前，格涅沙已经发现他的通灵师生涯变成了令人尴尬的背景。《上帝告诉我的事》中的某些段落常常在委员会议厅里被大声朗诵。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也就是他出版《上帝告诉我的事》后的第四个月，他想方设法收回了《罪恶的年代》及其他出版物，并关闭了格涅沙出版有限公司。

毫无疑问，这一时期格涅沙是特立尼达最受欢迎的人物。他一次也没去参加总督府的鸡尾酒会，也从不赴那里的晚宴。他常常向总督府递交请愿书，揭发一桩又一桩丑闻。而且他愿意帮助任何阶层的人，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他不会因为施人恩惠而索要无度，总是说：“你能负担起多少就给我多少。”像普里莫斯和印度基督徒那样的议员，都有固定的价码，他们穿着西装礼服参加总督府的每一场鸡尾酒会。很难说他们两个真的代表了选民的意愿。那个印度基督徒变得什么都不缺；而普里莫斯的钱多到足以去买一个骑士的头衔。

在殖民办公室的报告上，格涅沙被定性为缺少民间支持、不负责任的挑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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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帝国荣誉勋章的获得者。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一九四九年九月，南特立尼达地区的不少甘蔗园爆发了大规模罢工。这是自一九三七年油田暴乱以来最大的罢工事件。罢工者焚烧了大片甘蔗地，警察殴打被捕的人，还往他们脸上吐唾沫。报上全是来自敌对双方抗议和镇压的消息。人群中弥漫着对罢工工人的同情，那些习惯于明哲保身的人骑自行车经过纠察队员身边的时候，也会压低声音说：“兄弟们，要坚持住！”

当时格涅沙正在多巴哥调查帮助儿童基金会的丑闻。对于罢工这件事，他发表了一个态度暧昧的讲话，但社会上立马就传出谣言说他会出面调停。甘蔗园的农场主们表示对此一无所知。格涅沙告诉《特立尼达哨兵报》的一个记者，他会竭尽全力研究出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但农场主们表示他们不会同意让一个外来的调解者来参与谈判。格涅沙写信给《哨兵报》，宣称不管农场主们同意与否，他都会介入谈判。

那封信发表之后的几天，格涅沙受欢迎的程度达到顶峰。

格涅沙只从报上读了关于罢工的新闻，其余的一概不知。而且这是自他当选以来第一次处理南特立尼达的危机。在此之前，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揭露西班牙港那些部长的丑闻上。对于如何调停罢工，他完全没有想法。正如他本人后来所言：神秘莫测的天意再一次改变了他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