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第3/4页）

我冷静而敏锐地迅速从各个角度来思考整个形势。我从爸爸那里得知，一个聪明人面临考验的当口，应该全方位地查明他所掌控的所有信息，理性地区分哪个具有可能性，哪个具有必要性，始终冷静地掂量面前的各种途径；只有那样才能把危害降到最小。（爸爸不但经常使用“肯定的”、“无疑的”，而且经常使用“合理的”和“真正的”。）在那一刻，我想起非法移民被送上岸的夜晚。地下组织的英雄们从停泊的船上把幸存者背起。整个英国部队将其包围在岸边。地下组织的英雄们销毁身份证明，与移民们混迹在一起，这样英国人便无法分辨谁是当地居民，谁是该被驱逐的非法移民。英国人把大家都关在带刺的铁丝网内，一个个拷问姓名、地址、职业。无论移民还是居住在这里的战士，面对拷问，只骄傲地回答：“我是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人。”

在那一瞬间，我也下定决心，不把姓名告诉他们。即便他们严刑拷打。然而，出于战术上的考虑，我在那个紧要关头，装作没听懂他的问话。军士和蔼地说：

“要是你愿意，我们可以经常在东宫咖啡馆见面。那是我消闲的地方。我跟你学希伯来语，作为回报，我教你英语。我是斯蒂芬·邓洛普先生。你呢，年轻人？”

“我叫普罗菲。”我勇敢地加了一句，“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人。”

我担心什么？普罗菲只是个昵称。记得在电影《晴天霹雳》中，里面有奥莉维亚·德·哈维兰25和汉弗莱·博加特，汉弗莱·博加特被敌人俘虏了。他身负重伤，胡须蓬乱，衣服给撕破了，嘴角挂着血丝。面对审讯者，他露出淡淡的微笑，那微笑既文雅，又有几分嘲弄。他那冷峻的姿态流露出些微蔑视，让抓他的人觉察不到。

邓洛普可能不会理解我为什么会说“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人”，而不把我的名字告诉他。可他没有抗议。他柔软的手一度从我的后背移到脖颈，轻轻拍了我两下，又放回到我的肩膀上。我爸爸少有几次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说：再想想，用理性来掂量掂量，确实，请改变一下想法。可是，邓洛普军士的手多多少少在对我说：在这样一个黑暗的夜晚，两个人最好在一起，即便他们是敌人。

爸爸通常这样形容英国人：“那些妄自尊大、蛮横无理的人，那副做派就像他们拥有整个世界。”我妈妈曾经说：“他们不过是一心想着啤酒的年轻人，恋家，渴慕女人，盼着放假。”（我知道自己不知道“渴慕女人”是什么意思。我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宽恕他们的理由。当然也没有宽恕女人的理由。相反。）

我们在泽弗奈亚大街和阿摩司大街交界处的街灯下停下来，让警察喘口气。他站在那里，用帽子扇着汗津津的面颊。突然，他把帽子放到我头上，咯咯一笑，又把帽子放回自己的头顶。有那么一刻，他的样子像个充得鼓胀的橡皮娃娃。“蛮横无理”一词并不适合他。因为他既不蛮横，也不无礼。然而，我没有忘记，我必须认为他蛮横无理。

他说：

“我有点短气。”

我立刻抓住机会，回报他刚才为我矫正英语。我说：

“在希伯来语中，我们不说短气，先生。我们说气短。”

他把手从我肩膀上拿开，掏出一块花格手绢，擦去前额上的汗水。对我来说那是逃跑的最佳时机。或者是夺枪的最佳时机。我为什么像个假人一样，站在泽弗奈亚大街和阿摩司大街的拐角，等着他，好像他是个健忘的大叔，要我来陪伴，免得他忘记去往哪里？在那一刻，当军士“有些短气”时，我为什么具有一种冲动，要跑去给他拿杯水？如果叛变的标志是感到酸，或者说牙齿发酸，就像你嚼柠檬皮或肥皂，或粉笔在黑板上吱吱作响的感觉，那么在那个瞬间，我已经有点叛变了。不过我并不否认，也有某种窃喜。而今，当我写下这个故事时，已经过去了四十五年多，希伯来国家已经存在，不断打败其敌人，我依然有略过那个瞬间的强烈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