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一个小流氓朝钟鼓楼下走来。凶多吉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许多成年人来说,仿佛不过是昨天的事。由于这场长达十年的动乱扭转,切断了大量过去正在发展中的事态,所以,当动乱过去,人们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接续以往的线索时,往往不得不把这十年暂时当作一个空白,就仿佛时间到了一九六六年夏天突然冻结,而到了一九七六年秋天,才又复苏似的。前几年报纸上时常把实际早已超过三十五岁、乃至逼近五十岁的作家称作“青年作家”,便是一例,因为人们——包括他们自己——都觉得他们的实际生命,需要从实际年龄中扣除掉一个“十”。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出生的人,到一九八二年却已经整整十六岁,并且经历了他个人生活史中的幼年、童年、少年等阶段,而开始向青年时代演进。他们静悄悄地生长著。

现在那其中的一个,便在鼓楼前的大街上从南朝北走。

他的名字叫姚向东。和他同龄的人之中,有许许多多的向东,卫东,立东,颂东(还有卫彪、学青之类,不过都迅即改掉了)……在他们上幼稚园的时候,阿姨教给他们“打倒叛徒内奸大工贼”的歌谣;在他们小学快毕业的时候,老师又给他们讲刘少奇爷爷的丰功伟绩。在“开门办学”的日子里,他们参加“迈社会主义步,堵资本主义路”的活动,老师为提高他们的觉悟,组织他们看电影 《青松岭》,回来开会批判电影中那个搞“自搂”的钱广;而在初中毕业的前夕,“分数挂帅”的浪潮汹涌澎湃,老师为了让他们尽可能考上“重点高中”,锻炼作文的能力,又组织他们看了电影 《柳暗花明》,回来写观后感,批判极左路线对农民合理愿望的粗暴践踏……原来社会向他们灌输“爱情”和“金钱”是羞耻的观念;如今社会上充斥著无处不见的“爱情”,并且通过对“万元户”的宣传,使他们懂得了钱越多越光荣的道理……小小的年龄,贫乏的经验,尚未发育完全的中枢神经系统,承受如此巨大的、频密的、戏剧性的大转折,他们会产生一些什么问题,出现一些什么心态,导致一些什么后果?似乎我们的教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一时都还来不及进行细致的专题研究。在我们的社会生态群落中,不管你对他们这一茬人忽视还是重视,反正他们无止息地生长著、活动著。

话说姚向东穿著一件米黄色的羽绒登山服,双手插在登山服的斜兜里,咽著唾沫,百无聊赖地从南往北走。

他是被从家里轰出来的。起因,便是他穿在身上的那件登山服。

姚向东的父亲,六十年代末从部队转业到区级机关当保卫干部,对姚向东一向是管束得很严的。在姚向东四、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向他灌输著“长大参军当兵”的意识;母亲是机关的打字员,自然也盼著姚向东快快长大,快快入伍,她为姚向东缝制了仿国防绿的小军装,衣领上还缀以红布仿制的领章,自然还有小小的军帽,帽子上别著真正的红五星帽徽——是姚向东父亲从老战友那里,特意为儿子要来的。一直到十来岁左右,姚向东内心里充盈著这样的优越感、自豪感和自信心——“我爸当过解放军,我长大了也要当解放军!我爸有的是老战友,只要我长大,我爸一句话,我就能当上兵!”

姚向东刚上小学的时候,放学的路上,遇见过小流氓抢帽子的场面——一个戴著国防绿军帽的中学生在人行道上走著,突然一个小夥子骑著车飞快地窜来,经过那中学生身边的一瞬间,伸手抓走了他头上的绿军帽;中学生叫喊时,骑车的人已然拐进了前面的街巷中,不见踪影。这惊心动魄的场面,即使姚向东隐隐觉得抢帽子的人真“盖”(“盖”、“盖了”、“盖帽”、“盖了帽啦”,都是了不起的意思。),又使他进一步意识到一切与“国防绿”有关的东西的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