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不但当了喇嘛可以结婚,结了婚的人也可以去当喇嘛。

出租汽车定在八点半到。眼下挂钟上已经是八点二十了。为了不误今天的每一个环节,薛大娘头晚有意把它拨快了十分钟,凡事赶早不赶晚。薛大娘耸起耳朵,捕捉著胡同里传来的每一种声音——尽管薛师傅早被打发到门口去看望,以防开车的司机找不到这个院门,她还是不放心,总觉得唯有她能最先听到汽车的喇叭声,并安排好迎亲的一切细节。

薛师傅老老实实地在大门口候著。按说他可以带马扎(X 形折叠小凳。)去坐在那里,或者乾脆坐到大门旁的石狮子座上,反正小轿车进了胡同站起来也来得及。可他不,他微微叉开腿,双手背在身后,挺著脖颈朝胡同口伫望著。这时候从他们那个院门口路过的人,大多是本胡同的居民,有的跟他打个招呼,道声喜,他便笑容满面地点头应著;有的不怎么熟识,人家并不跟他打招呼,只是互相压低声音议论著:“瞧见了吗?老喇嘛给儿子娶媳妇呢!”“嘻,敢情老喇嘛是个『花和尚』!”他耳朵一点不聋,听得真真切切,可脸上仍然保持著宽厚的微笑,心里也并不愠怒。

薛师傅是当过喇嘛。他不明白有的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为什么把当喇嘛这件事看得那么神秘。他出生在哈德门(即崇文门)外虎背口胡同一个城市贫民家庭,起名薛永全,排行老五。父亲是拉排子车给人运货的,母亲是为绢花行剪花瓣的。对于他们那样一个家庭来说,凡能糊口的事由都是一种职业。他的大哥给人养马,那些马是专为了东便门外蟠桃宫赶会时租给人跑圈的;他的二哥自小便瞎了一只眼,是个“独眼龙”,后来成了乞丐,在乞丐帮的“杆头”(传说清朝康熙皇帝曾赏给北京职业乞丐头领一根雕龙紫檀木杖,正名称“大梁”,俗名叫“杆头”,以树立头领的威信,约束众多乞丐,稳定社会秩序。故后来乞丐头领称为“杆头”,当职业乞丐叫“在杆儿上”。)指派下每天敲著牛胯骨,沿街唱著数来宝:“那边要了这边要,掌柜的吃饭我来到……唉,掌柜的,您别生气,早给一个早早的去!”他的两个姐姐,一个嫁给了靠耍“顸胳膊根儿”在庙会上混的人物;另一个嫁给了专往乡下收猪鬃然后再进城倒卖给刷子行的小掮客。这些兄长所做的事,在薛永全所生活的那个社会层次中,人们并不以为有多大的贵贱差别,包括二哥的乞讨,既然纳入了“杆头”的管辖之下,当然也算一种正经职业。因此,当薛永全学徒的那家绢花行在竞争中倒闭后,大姐夫给他走门子,使隆福寺的住持喇嘛奥金巴收容了他时,不仅全家为之庆贺,周围的邻居们也只有艳羡与嫉妒:在隆福寺这样的大寺庙中当喇嘛,该是多么好的一种职业啊!真没想到,几十年后,依然是那类家庭的后裔,却全然不能理解那时他们祖辈父辈的价值观念了。薛纪跃就一直不许父亲把当过喇嘛的事讲出去,包括即将娶进门来的这位新娘子,薛纪跃也一再叮嘱父亲不要同她提起这一段——然而,她并不是偶尔一来的客人,她将长期同公婆一起生活,纵使薛永全两口子和薛纪跃绝口不提,大儿子薛纪徽是并不避讳父亲这段历史的,孟昭英更难免在妯娌闲话中提及,又何况还有知根知底的邻居,更何况邻居中又有詹丽颖那号没心没肺而又出言无忌的人物。看起来,薛永全当过喇嘛这段历史,早晚有可能引出点家庭的风波哩!

回忆起当喇嘛时的往事,薛师傅并不感到屈辱,只是觉得悲凉。说实在的,隆福寺里的喇嘛,当年并不受到社会的歧视,只是象他那样的小喇嘛,生活实在清苦。解放后,当他由一个喇嘛变为一个摊贩,最后又进而变为公私合营和国营商场的售货员后,有一回商场的领导找他谈话。那位领导全然不了解喇嘛是怎样生活的,提出的问题,似乎全是从一种简单化的猜想出发,使薛永全感到惊讶;而薛永全那老老实实的回答,反过来又引起了对方更强烈的惊奇。他们之间的谈话有一段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