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 我看见风的去处 老得好漂亮向大器晚成的叶芝致敬（第2/4页）

最初，叶芝也不过幻想自己要做一个爱国的作家罢了。在这双重限制下，他自然而然地步“前拉斐尔主义”和唯美运动的后尘，写一些浪漫而朦胧的次等货色。像《旧歌新唱》（An Old Song Resung）一类作品，其低回于自怜的情境，置之九十年代任何小诗人的诗集中，恐怕都没有什么分别。为了提倡爱尔兰的文艺复兴运动，叶芝更进一步，把这种浪漫的余风带进爱尔兰的民俗、传说和神话。结果，是朦胧的表现手法加上模糊的主题。这种作品，和现实的把握，个性的表现，距离得太远太远了。伟大的作品，在这样的情形下，绝对无法产生。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叶芝中年以后的作品变得那么坚实、充沛、繁富、新鲜且具活力呢？论者总不免要提出他如何效法布雷克，如何从东方哲学和招魂术、神秘主义等等之中，提炼出一套个人的神话和象征系统，作自己写诗的间架，所谓“个人的神话”（private mythology），在叶芝夫人的沟通下，竟形成叶芝的宗教观和历史观，更导致叶芝的艺术信仰，决定了他的美感形态。例如，在他的系统之中，月象征主观的人，日象征客观的人。例如生命和文化的过程都是回旋式的：灵魂的经验有如上升的回旋梯，似乎恒在重复，但实际上是层次的提高；而文化的过程有如线卷之转动，上一型的文化逐渐在放线，下一型的文化便逐渐在收线。例如文化的生发、全盛和式微皆有周期，所以两千年的异教文化之后有两千年的基督文化；而二十世纪正面临另一型文化的生发，但暴力和毁灭必然笼罩这过渡时期。这种种耐人寻味且激发想象的信念，已是学者们一再强调而我们耳熟能详的“叶学”要义了。我愈来愈感觉：叶芝诗中屡次暗示的正反力量相克相生互为消长的信念，相当接近中国哲学的阴阳之说，而他所谓历史与文化的周期性运动，也令中国的读者想起，《前汉书》中所谓周德木汉德火的朝代递换原理。二十世纪的两位大诗人，叶芝和艾略特，都弃科学而取玄学，是一件很耐人玩味的事情。叶芝非但敌视科学，将二十世纪贬成“我们这科学的、民主的、实事求是的、混杂而成的文明”，而且谈空说有，到了迷信的程度。

我们所关心的，不是他的迷信，也不是他那神话或象征系统的枝枝节节，而是他这种基本的信念，如何因他诗中强烈丰盛的感受而经验化起来。原则上说来，一种诗的高下，不能以它所蕴含的哲学来做标准，至少，哲学家桑塔耶那的诗，就诗而言，不会比非哲学家的欧文的诗高明。最重要的，是那种哲学对那位诗人是否适合，是否能激发他的想象，以完成他的新世界的秩序。叶芝的个人神话，有他自己的书《心景》（A Vision）和无数的学者详加诠释，我们在此不必赘述。在此我只想指出叶芝诗中的一项基本观念，那便是：一切相对甚至相反的力量，似相对而实相依，似相反而实相成；是以小而个人，大而文化的生命，皆应接受而且超越这种无所不在的相反性。这种观念，和我国道家的哲学似乎颇为接近，但叶芝虽然窥见了这种真理，他却不能像老庄那样，以退为进而夷然坦然加以接受。例如他虽然悟于心智日益而形体日损之理，但对于老之将至老之已至仍不能不既怒且惊。可贵的是，他并不畏缩或逃避；相反地，他转身向老耋向死亡挑战，可以说，一直到死他都是不服老不认输的。这种表现，这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勇气，毋宁更接近儒家，接近儒家的孟子。在《自我与灵魂的对话》（A Dialogue of Self and Soul）一诗中，叶芝透过自我说：

我愿意从头再生活一次

又一次，如果生活要我跳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