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 我看见风的去处 双城记往

一

英国小说大家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以法国大革命的动荡时代为背景，叙述在伦敦与巴黎之间发生的一个悲壮故事。卷首的一段名言，道尽一个伟大时代的希望与绝望，矛盾之中别有天机，历来不断有人引述。其实双城的现象不但见于时势与国运，即使在个人的生命里，也常成为地理的甚至心理的格局。不过双城的格局也应具相当的条件。例如相距不可太远，否则相互的消长激荡不够迅疾，也欠明显。同时双方必须势均力敌，才成其为犄角之势，而显得紧张有趣，否则以小事大或以大吞小，就难谓其双了。另一方面，距离也不能太小，格调也不能太近，否则缺少变化，没有对照，就有点像复制品了。

这么说来，《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也算得是双城。长安与洛阳先后成为西汉与东汉的京都，当然也是双城。其实长安的故址镐京与洛阳，先后也是西周与东周建都所在。民初作家笔下并称的京沪，旗鼓相当，确有双城之势，但是对我并非如此，只因我久居南京而少去上海。抗战时代，我在重庆七年，却无缘一游成都。后来在厦门大学读了一学期，也从未去过福州。我的生命之中出现双城的形势，是从台北和香港之间开始，那时，七十年代已近中叶了。

其实对我说来，七十年代是从丹佛启幕的。在落基大山皑皑雪峰的冷视下，我在那高旱的山城住了两年，诗文的收获不丰，却带回来热烈的美国民谣和摇滚乐，甚至宣称：在踏入地狱之前，如果容我选择，则我要带的不一定是诗，而且一定不是西洋现代诗。

一九七一年夏天我回到台北，满怀鼓吹美国摇滚乐的热情，第一件事情便是在《人间》副刊发表我翻译的一篇长文，奈德·罗伦（Ned Rorem）所撰的《披头的音乐》，颇令一般文友感到意外。那时的台湾，经济正趋繁荣，“外交”却遭重挫，政治气氛相当低迷。主编王鼎钧拿到我的稿子，同样觉得意外，并且有点政治敏感，显得沉吟不决，但终于还是刊出了。不久我去各校演讲，常以美国的摇滚乐为题，听众很多。我对朋友自嘲说，我大概是台湾最老的摇滚乐迷了，同时我为《皇冠》杂志写一个专栏，总名《听，那一窝夜莺》，原拟介绍十二位女歌手，包括琼娓·米巧和阿丽莎·富兰克林，结果只刊了琼·拜丝和久迪·柯玲丝两位便停笔了，十分可惜。

自己的创作也受到歌谣的影响。其实早从丹佛时代的《江湖上》起，这影响已经开始。在诗集《白玉苦瓜》里，这种民谣风的作品至少有十首：日后的《两相惜》《小木屐》等作仍是沿此诗风歌韵。当时写这些格律小品，兴到神来，挥笔而就，无须终夕苦吟，却未料到他日流传之广，入乐之频，远远超过深婉曲折的长篇。像《乡愁》《民歌》《乡愁四韵》这几首，大陆读者来信，就经常提起。诗，比人先回乡，该是诗人最大的安慰。

这当然是后来的事了。但是早在七十年代初期，这些诗在受歌谣启示之余，已经倒过来诱发了台湾当时所谓的现代民谣。杨弦把我的八首诗谱成了新曲，有的用西洋摇滚的节奏，像《摇摇民谣》；有的伴以二胡低回而温婉的乡音，像《乡愁》。不过杨弦统称之为现代民歌，而且在一九七五年六月六日的雨夜，领着一群歌手与琴手，演唱给中山堂的两千听众。这时，七十年代刚到半途。

后来现代民歌渐成气候，年轻的作曲者和歌手纷纷兴起，又成了校园歌曲，历七十年代而不衰。但自八十年代以来，这一股清新的支流渐被吸入流行歌曲的滔滔洪流，泾渭难分，下落不明。除了像罗大佑那样仍能保持鲜明的反叛风格者之外，多半都已陷入商业主义，不但内容浅薄，歌词尤其鄙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