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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吓唬伍德罗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他曾经奉命多次扛下令人羞辱的场面，也从经验中学习到，最合适的方法是拒绝承认缺少了任何东西。如今他也应用了这套教训，以简洁的句子用极简约的风格描述出医院病房当时的情景。没错，他同意——他微微感到惊讶，他们竟然对特莎病房的微小细节这么有兴趣——他依稀记得和特莎同一病房的一个病人在睡觉或是陷入昏迷状态。既然她没有办法喂哺自己的婴儿，特莎只好担任代理奶妈。特莎的损失，让这个小孩捡到便宜。

“这个生病的女人叫什么名字？”莱斯莉问。

“我不记得。”

“有没有人陪她，朋友或是亲戚之类的？”

“她的弟弟，是从她村子里来的一个青少年。是特莎说的，以她当时的状况，我不认为她是可靠的目击证人。”

“她弟弟的名字你知道吗？”

“不知道。”

“村子叫什么？”

“不知道。”

“这女人生什么病，特莎有没有告诉你？”

“她讲的话多半语无伦次。”

“这么说来，另一半就一清二楚喽。”罗布指出。有种诡异的节制气氛逐渐降临在他身上。他原本晃荡摆动的四肢，这时找到休息之处。他突然有了一整天的时间可以消磨了。“在特莎不是语无伦次的时候，有没有对你说什么有关病房对面床铺那个女人的事，伍德罗先生？”“只说她快死了。没有说出病因，只说得自她生活的社会环境。”

“艾滋病吗？”

“她没有这样说。”

“总是生了艾滋病以外的病吧。”

“是啊。”

“有任何人在治疗她这个不知名的病吗？”

“应该是有，不然她为什么要住院？”

“是罗贝尔吗？”

“谁？”

“罗贝尔。”罗布拼出来给他听，“荷兰籍混血儿。头发不是红色就是金色，五十五六岁，胖子。”

“从没听说过这个人。”伍德罗以绝对自信的脸部表情来反驳，而肠子却在翻搅。

“你有没有看到任何人在给她治疗？”

“没有。”

“你知不知道她正在接受治疗？用什么治疗？”

“不知道。”

“你从头到尾都没看到有人给她吃药或是帮她打什么针吗？”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在场期间，没有院方人士在病房里。”

罗布利用这段空档来思考他的回答，也思考如何回应。“非院方人士呢？”

“我在场的时候也没有。”

“你不在场的时候呢？”

“我又怎么知道？”

“从特莎口中。在她没有语无伦次的时候，她或许告诉过你。”罗布解释。他的嘴巴微笑得很大，结果让他的好心情反而令人觉得厌烦，仿佛是他去买了一个笑话，还不想拿出来分享。“根据特莎的说法，在她病房里的那个生病的女人，特莎是喂她的婴儿，有没有任何人对这个女人进行治疗？”他很有耐心地问。字正腔圆地宛如是在玩什么室内游戏。“生病的女人有没有人来探视？或是检查？或是观察？或是治疗？任何人。不管是男是女，黑人白人，不管是医生、护士或是非医生，外人、内部人、医院里打扫卫生的人、探病的人，或是简单的‘一般人’?”他往后坐，最后这几个字是拼命挤出来的。

伍德罗逐渐明了自己处境的危险程度。他们知道的部分，有多少不愿摊牌？罗贝尔这个名字在他头脑里听来宛若丧钟。他们还会对他丢出多少名字？他还能否认多少，同时还能保持抬头挺胸？科尔里奇告诉过他们什么？为什么他隐瞒真相，拒绝共谋？或者他在伍德罗背后和盘托出了？

“她说有人来看那个女人，是身穿白大褂的矮小男人。”他语气轻蔑地回答，“我猜是她做梦梦到的，不然就是她在讲的时候还在半梦半醒中。我觉得缺乏可信度。”弦外之音是，你们也不应该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