蝌蚪

希望是一只蝌蚪。

你把它捉来，放进罐头盒里带回家。尽管罐头盒里装的是河水，它还是很快就死了。父亲曾经希望我们长大以后成为伟人，曾经为我们规划过未来的蓝图，但不管他如何努力呵护，这个希望还是很快就凋零了。我曾经希望，我的哥哥们会一直在那儿，我们会生儿育女，繁衍出一个部落。尽管我们把这个希望养在最最原始的水里，它还是灰飞烟灭了。同样，我们移民去加拿大的希望也在实现前夕被毁了。

这最后一个希望伴随新年而来，带来了一股新的精神，一种平和，掩去了过去一年的悲伤。悲伤似乎不会再回到我们家了。父亲把他的汽车漆成了锃亮的海军蓝。他经常或者说不断地谈起巴约先生的到来和我们移民加拿大的事。他又开始叫我们的昵称了：母亲是Omalicha，意思是美丽；戴维是Onye-Eze，意思是国王；恩肯是Nnem，跟祖母同名。27他在奥班比和我的名字前面加上“渔人”作为前缀。母亲的体重也恢复了。然而，这一切都没影响到哥哥。没有什么事能引起他的兴趣。没有什么消息，无论大小，能让他开怀。坐飞机不能让他激动，住在一个能像巴约先生的孩子们一样骑车或踩滑板上街的城市也不能让他激动。父亲第一次宣布我们有可能去加拿大的时候，我觉得这消息太重大了，在动物世界里得有奶牛或大象那么大。但对我哥哥来说，这个消息只是一只小蚂蚁。等我们俩回到卧室，他就把那个蚂蚁大小的关于更美好的未来的许诺捏在指间，扔出了窗外。他说：“我一定要为我们的哥哥报仇。”

但父亲已经下定了决心。一月五日早上，他把我们叫醒，宣布他要去拉各斯，就像一年前他把我们叫醒，宣布他要搬去约拉一样。这一幕让我觉得似曾相识。我听人说，大部分事情的结局与其开端都有相似之处，只不过相似的程度有差别。这在我们身上得到了印证。

“我现在就启程去拉各斯。”他宣布。他戴着平时戴的眼镜，把眼睛藏在镜片后面，穿着一件旧短袖衬衫，胸袋上印有尼日利亚中央银行的徽章。

“我带着你们的照片去为你们办理护照。等我回来的时候，巴约应该已经抵达尼日利亚了。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拉各斯为你们办加拿大签证。”

两天前，奥班比和我剃了头，跟着父亲去找“我们的摄影师”利特尔先生。在“利特尔的小小照相馆”28，利特尔先生让我们坐在有软垫的椅子上。椅子上方是一个宽大的布篷，篷顶悬着一盏耀眼的荧光灯。椅子背后有一块白布，遮住了三分之一的墙面。他按了一个按钮，一道炫目的白光闪过。他重重地敲了一下手指，叫我哥哥坐好。

现在，父亲拿出两张五十奈拉的纸币，放在桌上。“小心点儿。”他高声说。然后，他转过身，像搬去约拉的那天早上一样离开了。

早饭是玉米片和炸土豆。饭后我们去井边打水，要装满家里的贮水罐。哥哥宣布说该做“最后的努力”了。

“妈妈和两个小的一走，我们就去找他。”他说。

“去哪儿找？”我问。

“河边。”他没有扭头看我，“像杀鱼一样杀死他，用带钩的钓竿。”

我点点头。

“我已经两次在河边发现他的踪迹了。他好像每晚都去那儿。”

“是吗？”我问。

“是的。”他点点头。

新年最初几天，他没有提到过使命，但常常陷入沉思，一副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样子，还经常偷偷出门，尤其是晚上。回来后，他会在一个笔记本上记些东西，然后接着画火柴人图。我没问过他去了哪里，他也没告诉过我。

“我监视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每晚都去那儿。”哥哥说，“他几乎每晚都去那儿，洗过澡就坐在杧果树下，就是我们第一次看见他的地方。如果我们在那儿杀死他，”他顿了顿，似乎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与之相矛盾的念头，“没人会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