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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介他们呢？”

我这么一问，未来想了想，“大概是陪着小琴去了吧。”说完站起来，挠着屁股回女生房间了。

我根本不觉得小琴有什么大姐样，可是萨特鲁他们特别依赖她。

我从客厅去了厨房，大口喝起了富维克，就像在喝冲淡的血水似的。我进了男生房间，打算洗那堆脏衣服。看见良介站在阳台上的背影，看来只有萨特鲁一个人陪着小琴去了。估计是逃离斯巴达式家庭教师良介的借口吧。

我抱着洗衣筐去了阳台，对着良介后背问道：“你在干什么呢？”靠在栏杆上，俯瞰着下面的旧甲州街道的良介，没有回头，“啊？没干什么，就是觉得实在不可思议。”

“什么不可思议？”

我从良介旁边探出脑袋往下看，没看到什么特别的状况。像以往那样，车辆在双车道柏油马路上行驶着，正下方的人行横道的信号灯一变成红色，那些车就会停下。

“什么不可思议？”我又问了一遍。

“当然了，绝对不会撞上呀。”

我搞不懂良介想说什么。瞅了一眼他的侧脸，自然没有写着答案。

“你看，那些开过来的车辆，一变成红灯，就会这样跟前面的车保持着同样的间距停下来，是吧？一天有几千辆汽车开过来，在信号灯这儿停下，却没有一辆车发生碰撞，你不觉得不可思议吗？”

下巴抵在阳台栏杆上的良介又说了一遍：“嗯，还真是不可思议啊。”说得也是，不过，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我什么也没说，离开了栏杆，开始洗衣服，洗衣槽里面有一只不知谁的袜子。

看了一会儿洗衣槽里面上水的情况后，我去了厕所。觉得手里闲得慌，就拿起了放在脚边的芳香剂，把那个软乎乎的容器捏扁后，眼看里面的胶状物要流出来，我赶忙把它放下了。和芳香剂没有任何关系，我忽然想起了说好的要把旅行箱借给百地的事。下星期，总经理要和百地出差去戛纳国际电影节。

从大学时代算起，在现在这个公司已经工作整八年了。虽然还没有去过戛纳，但柏林和威尼斯已经各去过两次了。上个月，看了戛纳主办方送来的小册子，发现今年的参赛作品相比去年，有趣的影片更多一些。总经理和百地预测大卫·林奇的新作会获得“金棕榈奖”，但热爱日本影片的我，尽管觉得《鳗鱼》或《肝脏大夫》不是特别有意思，却期待日本的巨匠今村昌平导演成为世界上三次获得此奖的第一人。每次去各个电影节，当然都是为了购买影片。只有今年的戛纳，公司内部的意见是，由于资金问题，除非质量非常好的影片，否则不轻易购买。

从厕所出来，我去男生房间里打开壁橱，打算拿旅行箱时，看见还伏在阳台的栏杆上看着下面街道的良介的背影，他旁边是发出夸张的轰鸣声音转动着的洗衣机。

我扒开良介的网球拍和滑板，从最里面拽出了旅行箱。最后一次使用它是去年去参加在洛杉矶举办的AFM 的时候。我把箱子放在房间正中央，打开箱子盖，里面放着还带着吊牌的香蕉共和国的衬衫。也许是买给美咲的吧，是一件女式衬衫。

箱子里除了衬衫之外，还有下榻旅馆的洗漱用品和来回飞机上看的三本书。三本书的封底都用圆珠笔写着看完书的日期。按时间顺序把书排列起来一看，先后读完的是J.G.巴拉德的《撞车》、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一万一千鞭》、池泽夏树的《马西阿斯·基里的下台》。

我蹲在地上翻看着书时，听见洗衣机发出了蜂鸣。高中学弟梅崎送给他的学弟良介的这台洗衣机还是双缸的，不会自动脱水。

就在我把洗衣槽里的衣服移进脱水槽里的时候，下面的马路上响起了汽车相撞的声音。“啊——”下巴抵在阳台栏杆上的良介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尖叫，我慌忙把身子靠近阳台栏杆，趴在良介的后背上往下面张望，只见一辆白色的轿车撞上了一辆货用面包车。轿车的发动机罩有些破损，冒出了一些灰色的烟。而被撞的面包车的钢化玻璃整个出现了细细的裂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