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书香之美（第2/4页）

这些才华横溢的作家为什么没有写出惊天动地的作品？一则是“应人”之作，服务的对象狭小，心胸目光都不能开阔；二则是“应时”之作，“时过”自然“境迁”。从这个角度看，真个是“求仁得仁又何怨”！

同文学艺术与生俱来的文艺评论怎样？著名文艺评论家孙荪曾有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作家好比是木头，评论家则是木耳。”我以为孙荪的这一断语说得太理想化，太善良了。若说“评论家应该是木耳”，似乎更贴切一些。因为事实上，木头不仅生木耳，还会生蘑菇，生野草，生苔藓……向木头上钉钉子，用斧子劈它成柴，锯成锯末……可以说都叫“评论”。

生木耳，是于人有益，可以做美味进食，营养作用颇多，但用刀、斧、锯这类利器去评论，得到的是什么？木头畏惧斧加之，就会一律按照预先允许的“规范”去生长，这样去要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花儿长出去前先就要想：我不依“政治标准”长出去是什么花？恐怕狗尾巴草也不是！谁愿意辛辛苦苦爬格子滋长出“毒草”呢？

文学艺术，它的功能绝不仅仅是“歌颂”和“暴露”，它还有“告诉”“讽刺”“调侃”“和息”“要求”“给予”……诸多中性的心理作用。用了“阶级标准”这把唯一的尺子，不是这，便是那；不是拥护，肯定就是反对。表述了改革家，工人农民“火热”的生活，农民起义，那就是“主旋律”，否则，你的嗓门天赋高了，不单当你是帕瓦洛蒂，还会听你是“噪音”，掩耳而走，甚或“吾虽不及师旷之听，闻弦歌而知雅意”——当你别有用心也可未知。

用“政治标准”衡量蔡先生的这部书怎样？它既不是“纯文学”，也不是“雅文学”；它不是纯历史，又没有虚造历史，它有歌颂，也有暴露，更多的却是“告诉”、“讽劝”，浩如烟海的历史表述中颇不乏人文思想社会流俗的探讨与调侃。它绝对不可能被我们高层象牙塔尖端的评论居要津者列进“先进文化”的书目里头。

它进行的是人文之美的播种，是中国独有，别国绝无的美好道德的传述和表述。这样老成实在的著作家可能早已在中国“绝版”了。我的估计，历史在一个短的时期不太可能再赐我们一位蔡先生。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两千年历史传承记载不断的国家，这可能与我们“敬惜字纸”的民族习惯有关，除了历史，还有野史、私史、笔记、日记……配合了这一系列的体系佐证和辅助或匡正纠谬的数据、有小说、诗词、说部、传本……小到民间流传的演义故事、书摊、小曲、民歌、鼓儿哼……种种文学与艺术的烘托，众星捧月地簇拥出“二十四史”来（清史尚是“稿”，未能定正）。倘没有绝大学识，绝大胸襟器量，绝好智商与精力，要做蔡先生做的这番事业，确实有点像要求初中生演算哥德巴赫猜想般困难，或者是“骑单车上月球”那样的妄想。

用阶级成分论是无法评论这本书的。你说他有某种超阶级的倾向，那倒是实话。蔡先生是个好老师，他把一个统绪一个统绪的兴亡过程，一个人物一个人物的历史表现都告诉你，顶多偶尔地、很温善地流露一下自己的思绪——余下更多的，是给学生以思考判断的空间。

一部好的历史实录，何尝不是当作一部小说和文学作品看？荆轲刺秦王，燕太子丹送他到易水河畔，那种肃杀，秋高凛冽，壮士义行必死的悲壮？慷慨赴义的情致，是极致的文学描摹。《廉颇蔺相如传》是《史记》正述。“相如因持璧（和氏璧），却立，依柱，怒发上冲冠，谓秦王曰……”后来见不少辞书注释里说“怒发冲冠”一词出自岳飞的《满江红》，这都是不读史书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