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田经济的翻新（第3/5页）

中世纪欧洲有基尔特，例如汉撒同盟，是客籍商人对当地政权的集团自卫，并在同业之间限制竞争。中国亦有行会制度，却不是为对政府自卫，而且不必忧心竞争。中国是市场大。马可波罗记临安户籍有一百六十万家，即或是一百六十万人之误，但那是宋元之际，而同代西洋的大城威尼斯却则有五万人，过去罗马帝国全盛时罗马城亦只三十万人，且罗马与威尼斯都是孤立的，中国则临安这样名城迢递相望，此即是国内市场大。还有通西域及南方海上的贸易，皆沿途兴起新产业，此则是连国外市场亦化为国内的了。市场大即不必竞争，故讲“和气生财”，不像西洋的歌颂海盗。

市场大，生意好，即可以利息轻。古代及中世纪欧洲的利息高到没有标准，是因他们的商业靠冒险去欺诈与抢劫，利润率是天方夜谭里的，商人借钱利息重亦可，赚得来不在乎此，赚不来连本钱丢光，拼一磅肉让债主从他身上割去还债。西洋要到产业革命后才有薄利多卖主义，但中国的买卖则向来正常，商业是“逐什一之利”，或其利倍蓰，亦不过什二之利，这平均利润不但压低了利息，而且保证了工商业现货周转的平稳，不受金融资本的支配。中国史上票庄规模之大，还过于威尼斯银行，连英格兰银行亦只在它与东印度公司结成关系之后才比得上。十三世纪的威尼斯银行是从高利贷出生，十六世纪的英格兰银行是工商业的司令部，而中国的票庄则为盐茶丝及皮货瓷器各业的同行所开设，且一直保持为同行的利益，所以工商业这样繁盛，票庄这样发达，可是货币终不跋扈，唐时“一曲红绡不知数”，宋时“一曲新歌百匹绫”，久久实物与货币并用，此即是有金融而不发生金融资本主义。

西洋经济一靠对外掠夺，二靠国家财政。中国则外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并不为打经济的主意，虽如汉武帝问大宛要马，唐明皇问交趾要象，亦并非拿它来裨补财政，虽战胜外国，亦从来没有订立要他岁输财物若干的条约，只有突厥辽金元对中国曾经如此，但是中国到底平了他们。对内是朝廷握有盐铁及漕粮，但不以之转化为国家资本，乃至从事大规模的建筑与灌溉工程，亦不是为了消化过剩资本或过剩劳动力。中国从来不靠朝廷的消费来繁荣市场。中国的官吏与军队在比例上是世界上最分量小的，井田虽废，州闾乡党的组织实际仍在，民间凡事自己会得处理，朝廷的官吏就人数少了，而军队是因中国没有西洋那种封建领主与商人基尔特作梗，早已施行征兵制，所以常备兵可以很少。

西洋经济的现代化是靠日常生活用品的全面商品化，而以英国兰开夏的纺织业为开始。前此欧洲人是世界上衣着最缺乏的民族，他们不曾养蚕，亦不晓得种棉花。及至兰开夏的纺织业开始，先是毛织，后又是棉织，遂把大众的衣着都包办下来，又因向印度埃及采购棉花，同澳洲采购羊毛，而世界市场乃扩大，不再被限制于前此珍宝香料及高贵的织物这几种商品，且其后又由衣着推广到其他日常用品的全面商品化。中国则从《诗经》里“民之蚩蚩，抱布贸丝”，早已有这样的买卖，而且泉布的布还被作为货币，汉唐以来，天子赐群臣仍是绢若干匹，锦若干端，民间亦以棉织物丝织物纳税，衣着如此丰富，而且遍于市场，其他日用品亦如此，却不觉其商品化，一面仍是男耕女织，看起来像家庭自给经济，而那繁华的市场，则有它当然好，没有亦不会万民的生计一时都断绝，此即自给经济与商品化经济的配合仍是井田的传统，其实连自给经济与商品化经济那样的名词，用在中国亦根本是不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