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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帕克拉布皮兹到俾斯麦有近300英里。我猜这段路大概需要5个小时，于是打给俾斯麦的丽笙酒店，要求为我们保留两个房间。

等回到车上，重回200号路时，根据我的计算，我们还剩一个半小时的白昼时间。我很高兴。根据其他旅程的经验，我知道等我们到达明尼苏达州的最西边，跨越州界到我老家时，景色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我想为仁波切指出：你看这里变得多平坦。一百万年前这里是一整个冰川湖。如果我们折道南行，很可能开上500英里——经过南达科他州，然后一路穿过内布拉斯加州、堪萨斯州和俄克拉布何马州的大部——都看不到一座小丘。美国现在大多数的小麦就是在这一带种植的，这儿还是大量玉米和多数肉牛的产地。但在150年前，这些平原黑压压的，肉眼能及之处全是水牛，几百万头成群地吃草。这里的原住民从食物、衣服，到搭圆锥帐篷的皮都靠水牛。他们过去用弓箭杀牛，你能想象吗？他们跟一头飞驰的900公斤的巨兽并驾齐驱，然后用箭射死它。但美国政府想把这片土地划给白人，于是他们付钱叫人来到这里屠杀水牛，因为他们知道，那会让印第安人搬走。有时一个人一天能杀死多达150头水牛，等到1900年前后，水牛已经濒临灭绝，印第安人多半都被驱逐了，像我曾祖父辈那样的人得到了广阔的土地——1000英亩、2000英亩、3000英亩——他们在上面建房、种庄稼。

我为他准备了大平原历史的一整堂课，平和景貌下的血腥、屠杀、艰辛和牺牲，就像灵魂的业力，未曾看见，几近遗忘，但安静地回响在当下的每一分钟。曾经有一场浩劫，有人说。其他人声称那只是历史的不可抗力，是进步的代价，在全球不断上演的同样一个老故事：更先进的科技——来复枪、装甲舰、战斗机、核武器——总是战胜过去的兵器和仪式。

但我们刚离开帕克拉布皮兹没多久，仁波切就把座椅往后放了几英寸，合上眼睛。留我一个人沉浸在思考里，平坦的玉米地、葵花田和豆畦的黑暗渐渐逼近。我有一阵子尝试听脱口秀。一个主持人说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办法就是在麦加丢一颗核弹。另一个电台有人宣称，我主耶和华很快就会回来把罪人投进永恒之火。另有人说，我们所有的麻烦都能追溯到道德沦丧——毒品和酒精，堕胎，同性恋（他们有多爱讨论同性恋啊，这些人），高中生成双结对，没有得到教堂或长辈的祝福。都是自由主义者的错。都是坚持持有枪支的人的错。都是对别人做过的坏事的正义惩罚。永远都是别人。

随着最后一缕暮光的消散，我们穿过北达科他的边线。当时我已经因为长时间的驾驶而疲劳不堪，之后并入94号州际公路，这是一条几乎没车的快速路，把达科他州整齐地切成两半：北部的一半大些，南部的一半小些。在法戈以西三四十英里处，我停进休息区。仁波切没动。我下车伸展一下，仍能感觉到瑜伽历险的严厉提醒。月亮还没升起，天空和我记忆中的一样，漆黑、广大，满是光点，空气里有新收干草地的甜香。

与仁波切在德国餐厅给我展示的意义曼荼罗相比，电台嘉宾的理念似乎不过是母鸡抬杠时的咯咯声和吐泡泡，是猪仔的呼噜和推搡。我看着星星。世界其实没变。尽管有骄人的科技成就，书、汽车、飞机、电脑、把电视节目转播进干燥保暖的家中的绕圈卫星，我们仍是《圣经》前几章里描述的物种。我们当中有人残杀、偷盗、强暴；有人穷其一生追逐金钱、消遣或者所谓的感官愉悦。家庭，村落，部族，国家，我们仍把自身组编成单位，抱着能逃避、缓和、否认某种终极孤独的希望。然后，恰恰相反，我们又似乎需要被分割成“我们”和“他们”，自由派和保守派，黑人和白人，原住民和移民，男人和女人，信徒和非信徒，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和印度教徒。我们仍在大笑。我们仍在一片内心的荒凉中面对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