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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不是，”他说，就这一次没有笑，“意味着那就是你这一世的修行。”

“为了什么修行？”

“为了你的下一世。”他说。

“你又在跟我玩禅的游戏了。你知道我讨厌它。”

侍者回来了。鉴于这是我当天的第二顿午餐，我决定吃点清淡的——扇贝沙拉，脱因咖啡。仁波切要了薄荷茶。

“他们家的香蕉圣代全世界最小。”我告诉他，同时试图找到一种缓和的语调，换个话题。但仁波切不吃这一套。

“我的好朋友，”他说，“你想让事情简单得就像字母ABC，想让二加二等于四。但你问的东西超出普通人类的思维太多了。我怎么能把那两样东西放进一个答案里呢？”

“我不知道。”

“我没法让那些东西在语言里、在逻辑思维方式里合理，所以我玩禅的游戏。但它不是游戏。它是唯一开始——开始——理解的方法。我在试图教你，但你不受教。你非常骄傲。你有美好的生活，为了那种生活努力工作，你是非常聪明的人，在这个社会里，你的那种聪明能找到好工作，住上好房子，给你和家人带来好生活。”

“那没有错。但你现在应该停止过多使用那种聪明，停止思考惩罚、罪孽、善与恶。我是在告诉你，你那种聪明让你有好工作，但没法让你答得上来这些问题。要答得出来，你需要另一副头脑。我现在告诉你，有人——或许就像门口那个人，就像在你妹妹居住的城市里扫大街的人，或者不久前坐在加油站外的那个人，又或者我们很快会遇见的一个女人——他们能比你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尽管他们或许没有华丽的语言。我在试图告诉你这个，但你对你的聪明很骄傲，还有你的好工作，你不愿意让我教你，所以我就玩游戏。”他往后靠去。“这个答案对你更好吗，我的朋友？”

食物来了。有一小会儿，我专注于食物的愉悦，不回答好人仁波切。事实上，在主菜的整个过程中，我的头脑一直在这样那样地狂乱运转，试图找到一个合逻辑的反驳。我吃完沙拉，叫了一份世界上最小的香蕉圣代，为仁波切多要了一个勺子，他尝了两口，礼貌地微笑。

“那个回答更合你的意吗，我的朋友？”这顿饭结束后，他问。

“是的，”我说，“稍微更合意一点，而且超级晕头转向。”

他伸出手来，和蔼地触碰我的小臂。在那个房间里深棕色镶板的映衬下，男女侍者忙得团团转，平衡肩膀上的托盘，俯下身子为老妇人们点单，她们的眼睛游离到落地窗外，俯视着整条州街，街上的交通堵塞又畅通，像动脉里的血液，商务的世界，无休无止繁忙的世界，突飞勐进。她们的眼睛似乎在说，那种繁忙有如此大的感染力，如此强烈的感染力。

芝加哥城的光有某种特质——很可能因为邻湖——我在琢磨那种特质，琢磨忙碌的世界，思考我的家人，我刚吃下的午餐在酸性的浴池里安稳休息，我感觉下方某处有一种扯裂。这种感觉让我发自肺腑地回忆起，吉妮和我第一次准备做爱那一刻时的感觉，事件的发生地离好人仁波切和我当时坐的地方只有几英里远。在那间旅馆的房间里有性冲动，那是当然（很自然，如今在核桃厅里没有），但有别的东西环绕着它，一种恐惧和狂喜的平衡，就好像我正从十楼的窗台踏出，背上只绑了最小的降落伞，一个年轻人要与他过去熟悉的舒适做严峻的决裂。

恰好就在那时，当我迷失在牵强的对比中，仁波切说：“现在随你提问。”

我抬起头来，有一瞬间他的形象似乎闪烁不定。有一两秒钟，他似乎蜕变成别人或别的什么了。只是紧张而已，我决定这么解释，只是视神经的抽搐。在路上太久了。我更接近地看他，他稳定下来了（如果能用那个词的话），我犹豫了片刻，然后又犹豫了更久，说：“好吧，我的问题是这个。假设我想发现最大的愉悦，按照你的说法……假设我愿意接受它……下一步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