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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能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你的命运。”

“在所有程度上。”

“所以，在你的信仰体系里，死后还有下辈子？”

“不是一个体系。”他说。

“但是有我们所谓的来世？”

“这一世结束后，有，”他说，“怎么会没有？”

“好吧，许多人认为显然就没有。你死了，你的身体腐烂，故事结束。不是那样设置的吗？”

“当然。”

“你刚好自相矛盾了。你在跟我玩禅的游戏。我恨那个。”

“当你头脑清晰时，你看得到，就这样。你知道是什么，不是什么，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

“你的口气就像我妹妹。”

“我非常喜欢你妹妹，”他说，“非常、非常喜欢。”

“但她声称看到未来。”

“在某种意义上，她是看得到。在某种意义上，你也看得到。”

“但你看到的跟我看到的不一样。”

“有点不一样。”他说。

“但你说得就好像你很肯定一样，电台讲话的人好像也很肯定，你们两方怎么可能都对呢，你们对事物如何运作的理念完全不一致。”

“一致啊。当然一致。”

“哦，老兄，这是我们最糟糕的一次谈话了，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多恨这种兜圈子吗？”

“也许你恨它是因为你非常喜欢你的逻辑思维，一加一等于二。永远是一加一。B永远在A的后面，C在B的后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你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吗？我父亲在俄罗斯时喜欢给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后来也读。”

“我当然听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大学里我们——”

“在一本书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二加二是五，不是四。这是什么意思？很多年来，父亲都问我这个问题，直到我答对为止。要是你有另一副头脑呢，哪怕只有几秒钟？要是你知道如何做到，你的头脑不需要花几秒钟或者一分钟思考呢？那样的话，对你的理念、想法和判断会有什么影响？”

“我压根不想让我的头脑停止运转。”

“不是你的头脑，是你一直胡思乱想的普通头脑。然后呢？也许你会看到新的东西。但你做不到，因为你一直在想着食物、想着性、想着烦恼、想着这个电台里谁说了什么话，想着谁富谁穷、谁聪明、谁善良、谁是对的。好，像那样想。很好。不错。你一整天都在想，甚至连睡觉时也想。但有几秒、一分钟或者几分钟不思考会怎么样呢？会发生什么？你会看到什么？但你不那么做，我的朋友。你害怕那么做，我的好朋友。”

“到底谁能那么做？就算他们想。”

“很多、很多人。”

“谁？你吗？怎么做？什么感觉？你怎么学会的？”

“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给你展示。”他说。

我几乎就要说，好啊，说定了。我还没准备好开始上“不想”的课，但我不再那么反感这种谈话。我在心底深处不再那么抵触他。我倒不是突然在西印第安纳州变得容易上当，但我粗糙坚硬的疑心边缘被磨掉了，我得承认，这让我害怕。这不是生理上的害怕，而是别的东西，一种由根基处对自己是谁的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