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第3/6页）

父亲死后，传说留给她的全部财产就是那座房子；人们倒也有点感到高兴。到头来，他们可以对爱米丽表示怜悯之情了。单身独处，贫苦无告，她变得懂人情了。如今她也体会到多一分钱就激动喜悦、少一分钱便痛苦失望的那种人皆有之的心情了。

她父亲死后的第二天，所有的妇女都准备到她家拜望，表示哀悼和愿意接济的心意，这是我们的习俗。爱米丽小姐在家门口接待她们，衣着和平日一样，脸上没有一丝哀愁。她告诉她们，她的父亲并未死。一连三天她都是这样，不论是教会牧师访问她也好，还是医生想劝她让他们把尸体处理掉也好。正当他们要诉诸法律和武力时，她垮下来了，于是他们很快地埋葬了她的父亲。

当时我们还没有说她发疯。我们相信她这样做是控制不了自己。我们还记得她父亲赶走了所有的青年男子，我们也知道她现在已经一无所有，只好像人们常常所做的一样，死死拖住抢走了她一切的那个人。

三

她病了好长一段时间。再见到她时，她的头发已经剪短，看上去像个姑娘，和教堂里彩色玻璃窗上的天使像不无相似之处——有几分悲怆肃穆。

行政当局已订好合同，要铺设人行道，就在她父亲去世的那年夏天开始动工。建筑公司带着一批黑人、骡子和机器来了，工头是个北方佬，名叫荷默·伯隆，个子高大，皮肤黝黑，精明强干，声音洪亮，双眼比脸色浅淡。一群群孩子跟在他身后听他用不堪入耳的话责骂黑人，而黑人则随着铁镐的上下起落有节奏地哼着劳动号子。没有多少时候，全镇的人他都认识了。随便什么时候人们要是在广场上的什么地方听见呵呵大笑的声音，荷默·伯隆肯定是在人群的中心。过了不久，逢到礼拜天的下午我们就看到他和爱米丽小姐一齐驾着轻便马车出游了。那辆黄轮车配上从马房中挑出的栗色辕马，十分相称。

起初我们都高兴地看到爱米丽小姐多少有了一点寄托，因为妇女们都说：“格里尔生家的人绝对不会真的看中一个北方佬，一个拿日工资的人。”不过也有别人，一些年纪大的人说就是悲伤也不会叫一个真正高贵的妇女忘记“贵人举止”，尽管口头上不把它叫作“贵人举止”。他们只是说：“可怜的爱米丽，她的亲属应该来到她的身边。”她有亲属在亚拉巴马；但多年以前，她的父亲为了疯婆子韦亚特老太太的产权问题跟他们闹翻了，以后两家就没有来往。他们连丧礼也没派人参加。

老人们一说到“可怜的爱米丽”，就交头接耳开了。他们彼此说：“你当真认为是那么回事吗？”“当然是啰。还能是别的什么事？……”而这句话他们是用手捂住嘴轻轻地说的；轻快的马蹄嘚嘚驶去的时候，关上了遮挡星期日午后骄阳的百叶窗，还可听出绸缎的窸窣声：“可怜的爱米丽。”

她把头抬得高高——甚至当我们深信她已经堕落了的时候也是如此，仿佛她比历来都更要求人们承认她作为格里尔生家族末代人物的尊严，仿佛她的尊严就需要同世俗的接触来重新肯定她那不受任何影响的性格。比如说，她那次买老鼠药、砒霜的情况。那是在人们已开始说“可怜的爱米丽”之后一年多，她的两个堂姐妹也正在那时来看望她。

“我要买点毒药。”她跟药剂师说。她当时已三十出头，依然是个削肩细腰的女人，只是比往常更加清瘦了，一双黑眼冷酷高傲，脸上的肉在两边的太阳穴和眼窝处绷得很紧，那副面部表情是你想象中的灯塔守望人所应有的。“我要买点毒药。”她说道。

“知道了，爱米丽小姐。要买哪一种？是毒老鼠之类的吗？那么我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