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用云作字

长期以来，对于我来说，写毛笔字这件事一直不算个事儿，从来没占过我的大脑内存，没上过我的心，直到我参加了平生第一次书画展。

我几乎忘了最初是如何学习写字的了。老哥提醒我，上小学前是抄《人民日报》，抄《人民日报》上的“毛主席语录”，练的是“人民日报体”。他自己也是这么练的，练得比我好多了，字写小点，用的纸黄点，写出来和“人民日报”一模一样。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学校提倡培养一些业余爱好，比如毛笔字。临帖有两个选择，可以学柳公权，可以学颜真卿，我选了颜真卿。我小时候特别瘦，我很想变胖点儿，尽管柳公权的字似乎更好看，每个字都似乎有掐腰，旗袍似的，但是颜真卿的字壮硕，我想，没准儿临着临着，字如其人，人如其字，我就写成了一个肉乎乎的胖子。

临了三年颜体之后，我并没变成个胖子，也就没了坚持再临下去的动力。我想多点时间读杂书，硬笔带着、用着也的确比毛笔方便。在之后的接近四十年，我手边一直有一支钢笔和一个笔记本，脑子里一有些挥之不去的古怪想法，就记下来；老师要考什么，就记下来；参加工作后，开会、访谈、讨论，有要点，就记下来。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用笔记下来，用手写下来，似乎就永远是自己的了，带着那些刹那间的温度和味道，再也不可能忘记。这小四十年下来，记满字的本子也堆了半个书架，多次搬家，一本也舍不得丢。

写这些笔记时，完全无心，一点没想过：写得好看还是难看？写得有多好看？有多难看？写得怎么好看？怎么难看？写字就是为了记录，就是因为方便，就是写习惯了。大概在三十岁，我在麦肯锡工作了一段时间，有一次笔记本丢了，急出一身冷汗，比笔记本电脑丢了着急多了。很快，一个同事把笔记本还了回来，她说整个公司似乎都在用一个牌子、一样大小的笔记本，一不注意就拿错了，但是一看本子里的字迹，就知道是我的。我现在想起来，应该是在这前后，我写字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有了很强的辨识度。应该也是在这前后，开始隔三岔五有人说我写的字好看，女生居多。我想，是不是这些女生不好意思说我长得好看而只好夸我字好看？我和团队里的男生就这个问题交流了一下，男生们一致认为，我想多了。

二〇一五年年底，我第一次去日本，在东京银座晃悠，进了一家叫鸠居堂的文具店，一层挂了一块牌匾，非常实在地夸自己：笔墨纸砚皆极精良。我写毛笔字的过去像是一个隐疾被击中，在鸠居堂的二层买了大大小小五六支笔、两小块墨、一点纸，没买砚台。我住处有几方唐宋的素砚，买了有一阵了，正好拿出来用。二〇一六年一年，慢慢恢复了隔两三天写一个小时毛笔字的习惯。因为总有人要买签名书，每周总要签上百本，索性练字，签了成千上万个“冯唐”之后，对于从鸠居堂买来的毛笔特性越来越熟悉。买了一些《居延汉简》《礼器碑》《史晨碑》，也买了苏、黄、米、蔡的碑帖，看得多，临得少。中国航班准点率低得可怜，在机场等飞机心烦气躁，看不下去太深的东西，泡杯好茶，看看碑帖，整个人稍稍好一点。

二〇一七年，两个美女朋友筹办一个叫“梦笔生花”的文人书画展，据说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文人书画展，非说我写的毛笔字好看不可，坚持要求我也给两幅作品。我对我的毛笔字毫无信心，总担心在写毛笔字上我欺世盗名，再次和这两个朋友明确，她们不是觉得我长得好而是确实觉得我字写得好，秉着一个玩儿的心态，送了两幅字，一幅是四尺大字“观花止”，另一幅是半尺小字，抄了三首新诗集《不三》里的短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