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人·奇书·奇史（第2/4页）

——在满族文学（或旗人文学）里，最重要的大人物是谁呢？清代的有曹雪芹，有纳兰性德，有西林太清，有文康……民国呢？有老舍，有穆儒丐，有王度庐，有郎红浣……穆儒丐大体上和老舍相当，都书写了乱世之中的旗人、风雨飘摇时代的老北京。只不过老舍乃新文学中人，有时亦听“将令”。犹记一位民俗学家常人春曾愤然而言：北京的警察怎么可能是《四世同堂》里那样的！而穆儒丐，全然与新文学无涉，或者并无此影响。

——在近世戏曲里，穆儒丐是重要的剧评家，尽管还远远未被认识。他将伶人的历史当作《史记》来写，故有《伶史》一书，亦是空前绝后的奇书一部，此是最早的研究晚清民初戏曲的专书之一。他写了小说《梅兰芳》，这本“实名制”小说叙述京城乃至全国最走红的伶人、亦被后世当作中国戏曲的“代表”的梅兰芳，却是写梅氏的歌郎经历。被焚烧数十年后，又被研究者发掘出来，用来探讨彼时的戏曲生态。而读者诸君看到的本书，其三分之一，写的是白牡丹，即四大名旦之另一位：荀慧生。写荀慧生如何成名，作者皆是亲历，因此历历在目。这段历史在现今荀慧生传记里多付诸阙如，或可参照之。

——在语言学研究里，穆儒丐的这本书乃是研究北京话的重要文本。日本学者太田辰夫将本书作为汉语及北京话教材，还专门写文章讨论这部社会小说，探讨小说中的老北京话的释义。本书的注释虽简略，亦有一些难点没有解决（书中有些老北京俗语，问及相关人士，也无人知晓），但实实是从这位日本学者的文章中获益匪浅。

——在老北京文化里，穆儒丐应当有着更重要的价值。因穆氏所描写的，是自晚清至民国的老北京。现今诸多回忆“老北京”的文史书籍，于穆儒丐而言，不过是经过时代之变，加速“堕落”后的“新北京”而已。本书即是描写了辛亥前后的北京，其地理、其人物、其政治经济，皆如在面前。穆儒丐另有《北京梦华录》，亦是将儿时的北京与彼时的北京时时对比，从中亦可见北京社会文化之变迁。然而，这些仅仅是穆儒丐反复书写北京的文本中，具有代表性的极少数的几种而已。

三

一部奇史，即本书乃是北京之奇史，书中所写及、道及的种种世相，有些或许耳熟，曾被书写，如八大胡同。（但八大胡同与国会之关联，谁又写得那么翔实明晰可感？）而大多细节很少见诸新文学诸多作家笔下。以我看来，这或是因为新文学作家大部分都是老北京的外来者（除老舍外），文学史上所谓“京派”，也不过是寓居于北京的外地文人而已。他们可以描摹北京的风俗与风景（如卞之琳写“垃圾堆上放风筝”），但对老北京的细节缺乏理解，对老北京的前生今世，更是茫然少知。他们所书写的其实是新北京的新生活，即便是好谈古、好抄书、好风土的周作人也是如此。而穆儒丐这些彼时寄身于报业的文人，或与今日之专栏作家相仿，但不仅仅写“美文”“时评”，还要写新闻、剧评、打油诗、岔曲……简直是样样都干。而且他们本身即是北京土生土长（多是旗人），对老北京社会、文化及生活的变化极其敏感，因而事事皆流露于笔下，而化作彼时老北京的一份极真实又极富情感的见证。以下举本书中所涉及的数个事件为例——

旗人之命运。本书中几乎无处不有。鼎革之后，旗人之遭遇极其悲惨，但亦有分化。书中人物大多是旗人，因此本书亦可称作一部辛亥之后的旗人“变形记”。大多数旗人堕入社会底层，如主人公宁伯雍（亦是穆儒丐之自况，穆后来改姓宁）从郊外进北京城，在万寿山所雇人力车夫，便以满语呼之。彼时之旗人，无生存手段者，男多以人力车夫为业（因此老舍的祥子也以拥有自己的人力车为奋斗目标），女则多堕入娼门。观此段描写，与鲁迅《一件小事》、胡适之人力车夫诗相比，可见差异。鲁迅文、胡适之诗仅止于对人力车夫的崇拜或同情，人力车夫只是劳苦大众的符号，而穆儒丐所写这一场景则涉人力车夫之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