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第2/16页）

“你怎么听出是我的声音？”

“自从上次听你的声音到现在也没多久嘛。再说，我一直在等你啊。”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你？”

“如果你没什么要紧事的话，今晚就可以来我们这儿吃饭。”

“你很清楚我不可能有什么更要紧的事。”

“估计你有不少新闻吧？”

他察觉出她的声音里有一丝担忧。

“是的。”他回答。

“好吧，今晚你一定得说给我听。再见。”

电话挂断了。她就是这样一种性格，即使事关重大，也宁可毫无必要地等上几个小时，不会马上问个究竟。在贝特曼看来，她的自我约束无疑是一种令人钦佩的坚毅品格。

晚餐时，除了他跟伊莎贝尔，就只有她的父母了。他留意着她将谈话引入温文尔雅的闲聊，那姿态不禁让他想到一位处在断头台阴影下的女侯爵，明知来日不继，仍在笑谈今日之事。她娇美的五官、短短的上唇带着贵族气，浓密的金发也让人联想到那位女侯爵。很明显，她身上流淌着芝加哥最高贵的血液，虽然这一点远非尽人皆知。那间餐室便是衬托她纤弱之美的合适背景。整座房子是威尼斯大运河上的宫殿的复制品，由一位英国专家按照路易十五的风格布置。启发他这么做的，正是伊莎贝尔；与那位多情君主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优雅装饰增添了她的魅力，同时也赋予她一种更为精深的含义。伊莎贝尔的头脑蕴藏丰厚，她的谈吐无论多么随意，也从不显得空泛。现在她谈到了自己同母亲在下午参加的一场社交音乐会，谈到一位英国诗人在礼堂举办的讲座，他们谈论政局，以及她父亲近期以五万美元从纽约购得的那幅十八世纪前的大师之作。听她说话让贝特曼感到舒心，他觉得自己再次回到了文明世界，回到了文化中心，跻身于高人雅士之间。此前种种确然无疑的声音喧嚣恼人，抗拒他的意志不肯停歇，如今终于在他心中静默下来。

“哎，能回到芝加哥真是太好了。”他说。

晚餐结束后，他们走出饭厅，伊莎贝尔对她母亲说：

“我要带贝特曼去我的私室。我们有许多事情要谈。”

“好啊，我亲爱的，”朗斯塔夫太太说，“你父亲和我在杜巴里夫人[1]房间，你们随后去那儿找我们吧。”

伊莎贝尔带着年轻人上楼，将他引入曾给他留下诸多迷人回忆的房间。尽管对这里非常熟悉，但他依然像每次走进时那样，抑制不住那一声喜悦的赞叹。她微笑着四下打量了一番。

“我认为布置得还算成功，”她说，“重要的是恰当合理。就连一只烟灰缸也非得是那个时期的不可。”

“我觉得正因为这样，这里才会如此美妙。你做什么事情都是一丝不苟的。”

他们在炉火前坐了下来，伊莎贝尔用平静而庄重的眼神看着他。

“现在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她问。

“我真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爱德华·巴纳德要回来吗？”

“不。”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过后，贝特曼才又开口，其间两个人都在左思右想。他要讲的故事实在难以开口，个中细节对她敏感的耳朵是一种冒犯，他也不忍心讲出来，但为了予她公道，也为了对自己公道，他必须把全部真相告诉她。

这件事说来话长，当年他和爱德华·巴纳德还在上大学，在一次茶会上见到了伊莎贝尔·朗斯塔夫，这个茶会是为了庆祝她进入社交界而举办的。早在她年纪尚小、他们也不过是两个长腿男孩的时候，三人就相识了，之后她去欧洲待了两年完成了学业。在茶会上与这位返乡的可爱女孩重拾旧日友情，让他们两人情不自禁、不顾一切地爱上了她。但贝特曼很快发现，她眼里只有爱德华一个人，而为了对朋友忠实，他委屈自己，担当起一个心腹密友的角色，任对方倾吐恋爱的秘密。他历经了种种苦痛，但也无法否认爱德华才配有这种好运气，他绝不容许任何事情伤害他所珍视的友情，也小心不让自己的感情有一丝流露。六个月后这对年轻人订下婚事，但他们都太年轻，伊莎贝尔的父亲决定至少该等到爱德华毕业后再结婚，也就是一年时间。贝特曼还记得那年冬季结束时，伊莎贝尔和爱德华要结婚了，记得那个冬天里的每场舞会和戏剧晚会，还有那些非正式的热闹场合，他这个一成不变的第三者次次到场。他对她的爱恋并未因为她就要成为他朋友的妻子而减弱。她的笑容，她向他抛来的每一句令人快活的话，她情感中显露出的自信，一直令他欣悦不已。他暗自庆幸，甚至略微有些得意，因为他不嫉妒他们的幸福。随后出了一件意外——有家大银行倒闭了，交易所发生恐慌，爱德华·巴纳德的父亲发现自己破产，一天晚上回到家中，告诉妻子他已经一文不名。晚饭后，他走进自己的书房，举枪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