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世界观（第3/4页）

在明初的《三国演义》中，作者罗贯中及润色者毛宗岗，虽一反陈寿以魏为正统的不得已，沿袭民间故事中拥刘反曹、复兴汉室的情感脉络，但细究其思想观念的实质，无非是君仁、臣忠、友义而已。孔明之忠、关张之义，昭然如日月，人所共仰，与儒家传统思想的天统君、君统民、君臣民一体的伦理纲常一脉相承。其所致意者，乃是忠与奸、君子与小人、贤与不肖、义与利之辨正，自始至终在儒家的伦理秩序中展开叙事，与佛道的出世及超越观念略无干涉。《水浒传》的故事在取材上与《金瓶梅》有重合的地方，而且《水浒传》对活泼的世态人情的重视，以及其人物刻画乃至基本笔法，都对《金瓶梅》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忠义”二字，仍然是《水浒传》的重要主题。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腰斩与修改，固然使《水浒传》的主旨发生了一定向度的偏转，强化了对现实政治及人情之伪的批判，增加了人物命运的悲剧色彩，但其主要思想倾向仍不越仁、义、礼、智、信的范畴。而《西游记》以唐代高僧玄奘去西天取经的历史事实为基本叙事线索，不免给人以劝学、谈禅乃至讲道的印象，但无论如何，《西游记》并不是一部弘扬佛法真谛的作品，更不是一部宣扬“出世”价值观的小说。所谓佛法无边，其象征意义远胜于它的实指意义。鲁迅、胡适以及陈元之等人，不约而同地将它视为一部充满游戏和滑稽特征、用尖刻的玩世主义来反抗既有秩序的神魔小说。毋庸讳言，在《西游记》的嬉笑怒骂和戏谑恣肆中，“佛”和“天宫玉帝”等诸神成了作者嘲弄的对象。鲁迅先生认为，《西游记》明显受到明代“三教同源”或“三教合流”的影响，释迦、老君、真性、元神无所不有。不过作者的本意不过是借用庄子“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的启发，笔触入于仙佛虚玄，随意比附而已，与《金瓶梅》中的三教合流之旨不可同日而语。

《金瓶梅》是一部激愤之书。由于作者对当时的社会政治过于绝望，对社会生活和人情洞察过于峻厉，对人性的理解又过于透彻，因此，他所构建的政治批判、社会批判和道德批判，终于走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换句话说，作者在作品中所要批判、揭露乃至全面否定的，不仅仅是政治、经济与法律，也包括颓败的道德、虚伪的人情以及装腔作势的伦理纲常。一言以蔽之，作者对社会的否定是全方位的，没有保留的。这种思想意识和观念的呈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石破天惊的第一次，具有强烈的“晚明色彩”。

我们首先要推究的问题是，这种破天荒的决绝之态是如何产生的。如果我们不把《金瓶梅》置于宋元至明代的社会演变和历史大背景中去考察，如果我们不把《金瓶梅》的思想观念置于阳明学谱系及其流变的思想脉络中加以分析，如果我们不考虑明代中期以后儒道佛三教合一思想的巨大影响，《金瓶梅》的这种决绝，就无法得到有效的解释。比方说，在迄今为止《金瓶梅》的相关研究中，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见解，认为《金瓶梅》对社会人情世态的恶劣丑陋描述得十分生动，但缺乏应有的批判精神。不用说，这种见解，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因而无法自圆其说的——对社会及人性的恶劣与丑陋加以揭露，如果不是批判，那又是什么？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金瓶梅》固然对晚明的社会政治现实以及道德状况做出了严厉批判，但思想倾向过于悲观，没有给人指出应有的出路——在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这种出路一度被理解为《金瓶梅》问世三四十年后的张献忠、李自成农民起义。这种判断的前提部分没有问题，但结论却似是而非。《金瓶梅》的作者实际上明确地给出了出路——这就是在此要着重讨论的佛道价值观，但论者却故意对它视而不见。当然，你可以不认同这种价值观，但却不能无视它的存在，更不能无视作者的用心和文本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