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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到她，我就想起昔日的生活。我说：“瞧你，可真发福了。”她脸上立刻蒙上了一层阴翳，嘴里说：“或许是回忆使人发胖吧。”说着，两眼直盯在我孩子的身上。她问：“那个老爱穿四个纽扣外套的家伙怎么样了？”我知道她是明知故问，干脆地回答她说：“走了。”赫诺维娃说：“就给你留下这个娃娃？”我说是的，就留下这个孩子。她粗鲁地、放肆地大笑起来：“五年才生一个，他可真够熊的。”她一边说话，一边咯咯咯地叫着，在那群乱哄哄的小雏鸡当中走来走去。“唉，我为他发过狂。我发誓，要不是咱们认识他的时候正赶上给孩子守灵，我一定会把他从你手里夺过来。那时候，我很迷信。”

分手前，赫诺维娃盯住我的孩子看了几眼说：“这孩子真像他，就差穿上那件四个扣子的外套了。”打那时起，我愈看这孩子就愈觉得像他爸爸，仿佛赫诺维娃在他身上施了魔法。有几次，他用胳膊肘撑着桌子，脑袋歪到左肩上，两只迷茫的眼睛不知看着什么地方。这副模样让我大吃一惊。马丁斜倚在栏杆上石竹花的花盆旁说“即使不是为了你，我无论如何也要在马孔多住一辈子”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有时候，我甚至觉得马丁这句话会从孩子的嘴里说出来。譬如现在我就有这种感觉：他坐在我身边，沉默不语，不住地用手擦着热得发红的鼻子。我问他：“疼吗？”他说不疼，还说他在想他会戴不住眼镜。“别想那些事。”我一边说一边给他解开系在脖子上的白带子。我说：“等回到家里，好好歇一歇，洗个澡。”我朝爸爸待的地方望过去。他在叫卡陶雷。卡陶雷是那个年纪最大的瓜希拉长工，个儿不髙，长得挺敦实。他正坐在床上抽烟，听到有人叫，抬起头来，用阴郁的小眼睛寻找爸爸的脸。爸爸正要说话，只听后屋里响起了镇长的脚步声。他趔趔趄趄地走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