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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先，大夫每天睡到七点。一到七点钟，他就来到厨房，上身穿一件没有领子的衬衣，扣子一直扣到脖颈，黑乎乎、皱巴巴的袖子卷到臂弯，沾满油污的裤子高抵前胸，外面系着腰带，比实际的裤腰低一大截子。你会感觉他的裤子随时要掉下去似的，因为没有一个结实的身体来支撑它。他倒是没见瘦，但脸上看不到刚来那年的军人的桀骜之气了，现在的神情是失意、疲惫，不知道自己一分钟以后会怎样，也没有心思盘算这些。七点钟一过，他喝完咖啡，无精打采地跟大家应酬几句，就回到房间里去了。

他在我们家住了四年了。作为医生，他的认真劲儿在马孔多算是出了名的，然而他性情粗鲁、放荡不羁，周围的人都觉得他可畏而不可敬。

原来镇上只有他这么一个大夫。后来，香蕉公司来到马孔多，并且开始铺设铁路。打那以后，小屋里的椅子就显得多余了，因为香蕉公司开办了职工医院，四年来找他瞧病的人都不来了。他眼瞅着“枯枝败叶”踩出了新路，但是没有吭气。他依然敞开临街的大门，成天坐在皮椅子上，眼瞅着人们熙来攘往，可就是没有人登门求医。于是，他上好门闩，买了张吊床，往房间里一躲，不再出来了。

那时候，梅梅每天早上给他端去香蕉和橘子。吃完，他把果皮往墙角一丢。礼拜六梅梅打扫卧室的时候，再把果皮收拾走。谁要是看见大夫的那副神情，一准会想：要是哪个礼拜六梅梅不来打扫，这间屋子变成了垃圾堆，对他来说也是无所谓的。

现在他什么也不干，几小时几小时地躺在吊床上，晃来晃去。从半掩的门望进去，可以在昏暗的房间里影影绰绰地看见他，干巴巴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头发乱蓬蓬的，那双冷酷无情的黄眼珠里显出一种病态，他分明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在生活中吃了败仗。

他住在我们家的头几年里，阿黛莱达表面上若无其事，或者说是无可奈何，或者说实际上是迁就我的意思，让他留在这里。后来，诊所关门了，大夫只在吃饭的时候才走出自己的房间，坐在桌边，总是那么沉默寡言，闷闷不乐。这时候，她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她说：“养着这么个人简直是造孽，供养他就好比是供养魔鬼。”而我呢，总是袒护他。这是出于一种混杂着怜悯、敬佩和同情的心情（不管现在怎么说，当时的心情里确实含有不少同情的成分)。我固执地说：“还是得养活他。他在世上无亲无故，需要大家体谅他。”

过了不久，铁路通车了，马孔多变成了一个繁华的集镇，来了不少陌生人，盖了一家电影院和许多娱乐场所。那一阵子，人人都有活儿干，唯独他闲着没事。他还是把自己幽闭在房间里，躲着旁人，吃早饭的时候，踽踽独行到饭厅，说起话来还是那么坦然自若，甚至对小镇的光辉前景也觉得蛮不错的。一天早上，我头一次听他讲了这样一句话：“等咱们习惯了这些‘枯枝败叶’，一切就会过去的。”

过了几个月，人们时常看到他在黄昏之前到大街上去，在理发馆一直坐到天黑。他和别人在理发馆门口聚成一堆儿一堆儿地聊闲天，旁边撂着活动梳妆台，或是高脚凳子，这些是理发匠搬到大街上来，让顾客享受享受傍晚的凉爽天气的。

公司的医生实际上已经剥夺了他的谋生手段，可他们还是不肯善罢甘休。到了一九〇七年，马孔多已经没有一个病人记得他了，他本人也不再盼望病人上门了。这时候，香蕉公司的一位医生向镇长建议，要求全镇的专业人士来一次登记注册。礼拜一，在广场四角贴出了告示。大夫看了，认为与己无关。还是我找他谈，告诉他最好去办个手续。他平心静气、无动于衷地回答我说：“我不去，上校。这种事我再也不干了。”我压根儿不知道他有没有合法的行医执照，不知道他是不是像旁人猜测的那样是个法国人，也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自己的家，他肯定是有家的，可是从来没听他提过一个字。过了几个礼拜，镇长和镇长秘书来到我家，要大夫出示证件，登记他的行医执照。他索性连房门也不出。直到这一天——他在我们家住了五年，和我们同桌共餐了五年之后——我才发现我们还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