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第5/6页）

“你是不是觉得这些西方人很傻，跑了大半个地球，最后到这里来葬身？”英格曼神父问。

戴涛哪有闲心闲工夫去琢磨那些。

“你上次跟我谈到，你们的总顾问是德国人法肯豪森将军？我对他是有印象的。”他对着自己心里的某个突发奇想短促地笑了一声。“音乐是灵性的产物，哲学和科学又建筑在理性基础上，德国倒是盛产这三种人：音乐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他们也可以把经济、军事也理性化到哲学的地步。所以我认为法肯豪森将军并不是个好军事家，而是个好的军事哲学家。也许我很武断……”

“神父。”戴涛说。

英格曼神父以为他要发言，但他马上发现少校刚才根本就没听他那番总结性漫谈；他等于一直在独白。他沉默下来，等待着，尽管他大致知道他要谈什么。

“我要离开这里了。”少校说。

“去哪里。”

“请你把我的武器还给我。”

“你走不远的。到处都是日本兵。南京城现在是三十万日本兵的军营。假如你带着武器的话，就更难走远了。”

“我没法在这里再待下去。”戴涛想说的没有说出来：他觉得在地下车库里，还没死就开始发霉腐烂了。首先是精神腐烂了。

“你的家乡在哪里？”英格曼问道。

戴涛奇怪地看他一眼。“河北。”他回答。他父亲是从战火里打出来的老粗军人，身上十几块伤疤，连字都不识多少，想升官只有一条路：敢死。他的长兄和他都是军校毕业生，两个妹妹也嫁给了军人。他的一家是有精忠报国血统的。但他只愿意用最简短的话来回答神父。

英格曼神父似乎看到了英气逼人的少校的血统。因为他接下去说：“我看出你和其他军人不一样。很多中国军人让我看不起，从军是为了升官发财霸占女人。”

“您能把我的武器还给我吗？”

“我们一会儿谈它，好吗？”神父说，“你成家了吗？”

“嗯。”这个回答更简短。

“有孩子？”

“有一个儿子。”说到儿子，他心里痛了一下。儿子五岁，成长的路多漫长啊，有没有他这个父亲会陪伴他呢？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才十岁。”英格曼神父说。

老神父的声音里一下子充满那么多感情，引起了戴少校的注意。

英格曼神父突然看见戴涛一边嘴角发白。一定是长了口疮。中国人把它归结为心火太重。美国人归结为缺乏维生素引起的免疫力下降从而被病毒感染。看来中、美两国的诊断此刻都适用于这位少校。那个长口疮的嘴角和另一个嘴角不在一根水平线上，因此他的嘴轻微有点歪斜，否则这张微黑的、棱角分明的脸庞应该更加英武。有这样脸庞的男子应该文可著兵书，武可领兵作战，但英格曼不能想象人类进入永久和平后，这张脸上会是什么角色的面谱。

“我父亲在我十六岁的时候去世了。”

“您就是在您父亲去世以后皈依天主教的吗？”

“我父母都是天主教徒。”英格曼说。

看到此刻的英格曼，任何人都会诧异，人到了他这岁数，还会那样思念父母。

“我是二十岁开始学习神学的。那时候我得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

“为什么？”

“谁知道？反正就那么发生了。”

英格曼其实没说实话。那场抑郁症的诱因是一次失败的恋爱。他从少年到青年时代的珍重的一份爱情，他原本相信是由双方暗暗分享的，最终却发现那不过是他一人的单恋。

“我在病人膏肓的时候，碰到一个流浪老人，得了白喉，差不多奄奄一息。当时我和哥哥一家住在一起。我悄悄把老人扶到农庄上的牲口棚里，用草料把他藏起来。因为我负责替我哥哥照管牲口，所以除了我没人会进去。我给他买了药，每天给他送药送饭。一条垂危的生命就那样缓慢地一点点恢复了。他每一点康复都给我充实感，好像比任何事都更让我感到充实。一个冬天过去，他才康复过来。他一再感谢我救活了他。其实是他救活了我。我通过救他救了我自己。那个冬天，我不治之症的精神抑郁竟然好了。给需要救助的人予救助，竟然就能让自己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