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第4/26页）

初中毕业时，王家新有五门功课考了100分，一门功课98分，可以说成绩优异。然而班主任给王家新写毕业评语，在表扬了自己的学生热爱学习和热爱劳动这后，这位姓肖的老师也不无“忧虑”地加上了这么一句：“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奋斗思想！”今天，如果有谁获得这个评价，可能不会有什么反应，“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久违的中性词，换了一种环境或场合，他甚至可能沾沾自喜：“个人奋斗”，不是什么坏事嘛。萧乾先生在其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中曾经这样描述他在1942年进入剑桥大学填校友册时的情景——“在填写校友册时，发现后边还有这么一项：‘家族有何显贵人物。’我很想填上：‘父亲看城门，舅舅卖红薯，姨父搬运工’，又怕人家以为我是在恶作剧，大煞风景，只好让它空白着。”萧乾很想给自己的亲人们“分派”看城门，卖红薯，搬运工的工作，不是恶作剧，而是他深谙英美文化的价值取向：“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总是白手起家、裹着报纸在街头露宿的穷小子，凭着个人奋斗（公式是：坚忍不拔加发明创造）而出人头地：不是变成百万富翁，就是当上名流巨子。在他们大量的传记文学中，从十八世纪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十九世纪的发明家到本世纪（注：二十世纪）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以及红极一时的基辛格，突出的总是个人奋斗的过程。”

当然，那是在欧美，当“独来独往的狮子”，不当“成群结队的小动物”这个观念在“文革”时的中国是行不通的，甚至是致命的，“个人奋斗”意味着缺乏集体纪律性，目无领导，不服从管教，更何况前面还有个“严重的资产阶级”！正因如此，中考后，王家新左等右等，一个多月过去了，仍然没接到高中的通知书。“后来一打听，原来是毕业的评语问题。我父亲愁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正下着大雪，我母亲像大将军一样说：‘我找他们说理去！’我就这样在门口看着母亲拄了根树枝，翻山越岭，一个黑点，逐渐消失在家对面的雪坡上。几十里风雪路啊！母亲终于找到了区革委会管文教的副主任，这个副主任倒是通情达理，听了我母亲一说，就说：‘怎么能够这样无限上纲上线呢？小小的孩子怎么可能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奋斗思想呢？’就这样，高中的入学通知才补给了我。”（《回忆和话语之乡》）

在母亲的努力下，1973年，王家新得以在距家里20公里外的肖川高中寄宿上学。这所学校既偏僻又遥远，每个周末，王家新回家都得翻山越岭，然后住一个晚上后在再翻山越岭回到学校。加上家境清贫，自己又是长子，王家新在学校的生活异常艰苦。

也许正应了一个异国诗人所说，“贫穷听听风声也是好的”，艰苦的生活并不能阻挡一个年轻人对文学的热情。初中三年级的一天，王家新很冲动地对当语文老师的父亲说：我要写诗！父亲回答说：“啊？你要写诗？诗歌要有意境！”

进入高中后，王家新开始了对缪斯女神的疯狂追求，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头扎进了文学”。他开始表现出自己不俗的文学天赋。有一天，他突然心神不宁，觉得想对这个世界表达一些什么，于是他提笔写下了数十行文字。这是王家新有生以来第一次写下的两首短诗，尽管后来没有发表，但我们仍然可以将其作为一个诗人的处女作。

然而，当这个16岁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兴冲冲地拿着自己的心血之作给据说也喜欢文学而且造诣不浅的教导主任看时，这个教导主任却认为这是王家新抄袭的，他不相信自己的学生也能够写诗，而且写得那么好。

教导主任的怀疑，虽然令王家新不快，却也由此证明了自己的写作能力，因此还算不上什么坏事。而来自父母的压力就要沉重很多了。在那个时候，如此地痴迷于文学，并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经历过世事风霜的父母的态度从惊讶转变为担忧，于是，他们不停地给儿子讲述一些往事。其中讲得最频繁的是1957年反右时，他们的亲身经历——上面出题让老师们回答是“以水为净”还是“以心为净”，结果，回答“以水为净”的同事躲过一劫，而回答“以心为净”的同事被打成了右派。由此可见文学这一表面上高雅的爱好之中所暗含的风险。直到王家新上了大学，父亲每次来信都还要反复叮嘱儿子：写东西“要注意”！现在的年轻人对当年的历史了解不多，或者仅仅是有所耳闻，以为“写东西要注意”很荒谬，但对其中的残酷性认识得不够。其实当年“以水为净”和“以心为净”之类的事件在各地并不鲜见。即使是劳动人民保家卫国的“红色经典”作品《铁道游击队》也发生过多次波澜。据说，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弹起心爱的小琵琶》的第一句“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就被有关人员认为是大逆不道。因为当时举国都在高唱“东方红，太阳升”，把伟大领袖喻为永不降落的红太阳，而《铁道游击队》在这当口却宣扬“太阳落山”，不是讽刺领袖又是什么？电影《铁道游击队》被批判，小说《铁道游击队》自然也不能幸免，一些章节和段落不得不修改，突出党的领导，突出“集体研究”的作用，减少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即使如此，作者刘知侠也仍然被“请”进牛棚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