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没有记录的史册43（第2/8页）

事后可以看出，一九五二年四月，《看不见的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烈火燎原之态在美国热销，其轰动效应实非偶然。这部小说到处有人评论，其中不乏全美文化泰斗的关注。在《评论》杂志上，索尔·贝娄将《看不见的人》称作“个人最辉煌的成就”，这一成就“表明在我们当代人中间，的确存在不折不扣的英雄主义”。在钦佩艾里森“自觉意识”主题的时候，赖特·莫里斯在《纽约时报》撰文说，《看不见的人》“应该与其他经典著作一起被共置于书架之上，指引人们从忘川河口直达其源头”；在《党派评论》上，德莫·斯瓦兹坦言，“在评价此类书的时候，文艺评论的语言显得十分浅薄和捉襟见肘”。然而，并非所有评论都持正面观点。有些评论，多数是持维护共产党和黑人民族主义的观点——这两种思想意识在小说里遭到抨击——认为这个作品是魔鬼女婿的化身，乔装打扮，以小说形式粉墨登场。在《每日工人报》上，阿伯纳·贝利把它定位成一本长达四百三十九页的污蔑人性的书，以矫揉造作、装腔作势、专注精神的创作风格，来迎合白人至上中心人物的需要。而约翰·奥利弗·基伦斯，在《自由》杂志上称它为“一本肆意歪曲黑人生活的书”。

饶有趣味的是，一九五五年，正当小说问世后评论界的轰动渐渐消停，畅销书排行榜和国家图书奖获奖的热劲缓缓褪去，艾里森感到茫然无依，不知自己的书在二十年后还能否存在。“我深感忧虑，”他告诉《巴黎评论》的编辑们，“这不是一部重要的小说，我不善辞令。”艾里森太过幸运，他大错特错了，不过“虽错犹荣”。事实证明，他的小说具有非比寻常的生命力；正如泥炭堆着了火，即便表面的明火已经燃尽，里面深层的余火仍炽热燃烧。一九六五年，在《一周书评》发起的评选中，有两百来位知名作家、评论家和编辑认为，《看不见的人》是此前二十年来出版的“最杰出的单部作品”。几乎在同时，F.W.杜比认为，这部小说是“当时读者最多、被读得最为认真的小说之一，在图书馆里几乎常被翻烂了；只要受过基本文化熏陶，不管是什么种族、什么地方的读者，什么年龄的人群，朋友之间都急不可耐地传递阅读。”

杜比说得很对。我知道，我也是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当时我还是大学生，第一次是私下听说《看不见的人》这本书，经人口口相告，连连推荐，感到非常值得一读，然而在文学课里，此书并未被列入必读书目。

……一九六〇年一个春日薄暮，我正在南方参加一次小餐馆静坐44，我辈都显得情绪高昂，突然有人塞给我一本破旧不堪的印章出版社平装版《看不见的人》。一盏古老的鹅颈灯，把我跟外面新英格兰地区的沉沉夜色隔开。我坐在圣十字学院一个落地窗旁边，读着《看不见的人》一直到天亮，事实上是到了第二天上午过了大半，错过了一节关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课，那是我拼命想争取一个及格分的课程。

掩卷之后心中一阵狂喜：这就是我。我也非常诧异，自己竟有如此深沉的感情。因为我在纽黑文成长，有爱尔兰天主教的背景。我把自己看做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人间天堂》的主角和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的斯蒂芬·迪达勒斯。但是我现在发现，艾里森的“看不见的人”像是自己的亲人，跟我一样，我父亲在就读圣十字学院的黑人学院时，他也完全是个局外人，尽管他应该更自在一些。想到美国有色人种仍然存在的痛苦现状，艾里森所描写的黑人主角在南方、在哈莱姆，甚至在曼哈顿下城的高档豪华卧室里的经历遭遇，深深刺痛了我的心。虽然我自诩为演说家，也可能成为未来的领袖人物，但是他的天生的演说才能和他那纯朴、不假思索的雄才辩略使我感到无地自容。